涼州的駝隊抵達巴格達是在一個清晨。教書先生們從駱駝上下來，袍子上沾著戈壁灘的沙土，有人鞋底磨薄了，走路時能感覺到地面的石頭烙腳。他們跟著駝隊在荒漠中熬了兩個月，有的腿彎都僵了，得扶著鞍架才能站穩。但裝書的箱子捆得很牢，油布裹了三層，解開后里面的《千字文》和《論語》頁角平整，墨跡如新。

兩百人站在巴格達外城的空地上，看著這座被投石車砸過的城市——城牆上的豁口還沒補上，北門的鐵包門板還留著一道撞車留下的裂縫，宣禮塔的尖頂在晨光裡很安靜。一個老儒生把書箱放在地上，揉了揉腰，問了一句——這就是巴格達？陳默站在他旁邊，說是。老儒生沒再多說，扛起書箱往城裡走。

巴格達外城在兩個月內新設了三所學堂。學堂用的是被燒燬的商鋪改建的，焦黑的牆面重新粉刷過，窗戶換了新木框。課桌是從涼州運來的，長條桌，每張坐西個孩子。牆上掛著一塊黑漆木板，用白土寫字，最上面一行己經寫好了今天的描紅內容——“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開學那天，巴格達百姓的孩子從外城的每一條巷子裡走出來。他們穿得乾乾淨淨，頭髮梳過了，有些孩子的袍子上還帶著皂角的味道。母親牽著孩子的手走到學堂門口，鬆開。孩子們被按名冊依次領進學堂，每人領一套描紅本和一支毛筆。

但讓巴格達人真正停下腳步的，不是百姓孩子的入學。是波斯貴族子弟。

巴赫拉姆是在駝隊抵達後的第三天做出決定的。他沒有跟任何人商量。他讓人把帳篷裡那張波斯地圖收起來，把案角那個擱著紙灰的銅盤挪到看不見的地方，然後叫來自己的幼子。孩子六歲，還不太會繫腰帶，袍子穿得歪歪扭扭。巴赫拉姆蹲下來，幫他把腰帶繫好，然後牽著他的手走出帳篷。穿過波斯營地的時候，篝火邊的兵們都轉過頭來看。穿過巴格達北門的時候，門洞裡的鐵包門板上還留著撞車撞出的裂縫。穿過那條被重騎碾碎過又重新鋪了石板的街道——他走得很慢，孩子跟不上他的步伐，小跑了幾步。他到了外城第一學堂門口。

陳默站在門口，手裡拿著名冊。他看見巴赫拉姆牽著孩子走過來，愣了一下。波斯總督的幼子，送到漢學堂來。陳默沒有問為什麼。他翻開名冊，在空白欄裡寫了一行字——波斯巴赫拉姆部，幼子，一名。巴赫拉姆把孩子交給學堂的教書先生，轉身走了。孩子沒有哭，他回頭看了一次父親的背影，然後被先生牽進了學堂。

訊息傳得比駝隊快。波斯各部族的頭人在同一天傍晚就知道了——巴赫拉姆把兒子送進了漢學堂。有人沉默了很長時間，有人把手中的木碗重重擱下，有人問還能不能把孩子送到別的地方去。答案是——不能。送到大馬士革，大馬士革的總督正在西奈集結聯軍。送到拜占庭，拜占庭不接。送到任何地方，都不如在漢學堂裡學描紅安全。第二天，又有三個波斯頭人把孩子送來了。第三天，又來了五個。他們的孩子穿著比百姓孩子更好的袍子，但坐下來之後拿筆的姿勢一樣笨拙——毛筆握得太緊，描紅紙被戳破了好幾個洞。

法爾哈德是最後來的。他牽著兒子站在學堂門口時，佇列己經快排完了。他看著前面的頭人牽著孩子進去，看著陳默在名冊上寫下那些父親的名字，看著孩子們被分到靠窗或靠牆的位置。輪到他的時候，他在名冊上籤了自己的名字——筆劃很深，劃破了紙的一角。沒有抬頭。他的兒子被帶到最後一排，靠窗。窗外就是被火燒過的街市，牆上的焦痕還在。

巴赫拉姆從此再也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他從學堂門口走回去的時候，有人看見他的肩膀微微佝著，步子比平時慢。他走回帳篷，獨自坐著。案上的供糧清冊還攤著，數字一行一行列得很清楚。他把清冊翻到最新一頁，拿起筆，在空白處學著陳默帳簿上的筆跡寫了一個字——糧。那個字的筆畫很生澀，橫不平，豎不首，捺拖得太長。他把筆放下，看著那個字，沒有說話。以前數糧的人是他，以後數糧的人會是他的兒子。他的兒子可能會寫一手好字，把帳簿記得比陳默還工整——他再也不用擔心自己不會寫漢字了。但他的兒子不會再用波斯文寫自己父親的名字。

學堂裡，涼州來的教書先生拿著竹竿在課桌間來回走。他站在一個波斯孩子身後，那孩子把“玄”字那一點往下拖成了豎，他握著他的手，把筆鋒往上提了提。孩子抬頭看了他一眼，又低頭繼續描。他們的描紅本上不再是單個的“漢”字，而是一句完整的八個字——“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他們齊聲誦讀，波斯語的口音混雜在一個個漢字裡，但聲音很齊，齊到學堂外面的人也能聽見。

學堂外面的街上，朱雀營的巡邏隊騎馬走過，馬蹄踩在碎石和碎磚上，節奏跟孩子們的讀書聲剛好錯開。牆上的焦痕還在，城牆上的豁口還在，宣禮塔的尖頂在晨光裡依然安靜。曾經站立過易卜拉欣的講經臺上，現在是教書先生拿著竹竿在糾正孩子們的發音。

巷子裡，一個波斯老婦正在把一塊波斯毯掛出來晾，毯子上織著古老的圖案——一對獅子在對日長嘯。學堂裡傳來了孩子們誦讀“天地玄黃”的聲音。她聽不懂他們在唸什麼。她只知道她的孫子還太小，還不到入學的年齡，明年就該坐進去了。她把毯子掛好，擺正，然後轉身進了屋。遠處學堂裡的誦讀聲還在繼續，像風吹過一片新栽的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