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幹就幹。接下來的日子，林越和李墨分頭行動。林越先去找了吳判官，將開設“便民蒙學”的想法和盤托出，特別強調了其“依附工坊、惠及織工、以實學為主、不動用官帑”的特點。吳判官聽完，捋須沉思片刻，點頭道：“此事於民生教化確有裨益，且由工坊盈餘支應，不動府庫，更無與官學爭鋒之嫌。你可先行試辦，若有難處，工房可酌情協調。只是需注意分寸，教材內容務必穩妥，勿涉非議。”

得了吳判官默許，林越心中大定。李墨則開始著手籌備。他先與“第一坊”管事的吏員及幾位織女代表商議，得到了熱烈響應。許多織女正為無力供孩子識字發愁，聞此訊息，喜出望外。很快，一份包含三十名首批學童（年齡在七至十二歲之間，男女皆有）的名單便擬了出來。

接著是尋找合適的師長。李墨透過織染局一位老吏的關係，物色到兩位人選。一位是姓徐的老童生，年近六旬，考了半輩子秀才未中，家徒四壁，為人卻方正古板，熟稔蒙學典籍；另一位則是府學一位家境貧寒的年輕學生，姓趙，功課不錯，且對“經世致用”之學有些興趣，願意每日抽出一個時辰來蒙學幫忙，不計較報酬微薄。林越親自見了二人，與徐老先生約定了束脩（由工坊支付），與趙廩生則更多是達成了“志同道合”的君子之約。

場所選定在“第一坊”東側兩間原本堆放雜物的廂房。周師傅和石墩帶著幾個學徒幫忙，清理雜物，修補漏窗，用舊木板搭起簡易書桌和條凳，又請人用石灰水將牆壁粉刷一新，頓時顯得亮堂整潔。林越還特意讓李墨用端正的楷書，在正牆上寫了兩行大字：“識字明理，算賬知數”，作為蒙學的“堂訓”。

教材是重中之重。林越與李墨、徐老先生、趙廩生反覆商議，定下了“實用為主，兼顧蒙訓”的原則。識字方面，以《百家姓》、《千字文》為底本，但優先選取與日常生活、生產勞作、人際交往密切相關的三四百個常用字，如“米、布、錢、工、田、戶、男、女、父、母、子、女、東、西、買、賣”等，編成朗朗上口的短句和歌謠，便於記憶。算術方面，則完全從實用出發，先教識數、寫數，然後便是最基礎的加減法，例題全都圍繞“工錢計算”、“買賣找零”、“度量糧食布匹”、“分配物品”等實際場景。李墨還別出心裁地設計了一種“識字算數卡”，一面是字或算式，一面是相應的圖畫或實物場景，生動直觀。

一切準備就緒，擇了一個秋高氣爽的吉日，“第一坊便民蒙學”悄然開課了。沒有鑼鼓喧天，沒有官員剪綵，只有三十個穿著打補丁但漿洗得乾乾淨淨衣裳的孩童，在家長（多是下了工的織女）既期待又忐忑的目光中，怯生生地走進那兩間飄著新鮮石灰味的廂房。徐老先生穿著漿洗得發白的青布長衫，站在簡陋的講臺（一張舊方桌）後，神色嚴肅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激動。趙廩生則在一旁協助維持秩序，分發粗糙的沙盤（練字用）和計數用的算籌。

第一課，徐老先生沒有直接教“趙錢孫李”，而是先問了孩子們幾個問題：“你們阿孃在坊裡紡紗，一天紡多少兩，能得多少工錢，知道嗎？”“家裡買米，一斗多少錢，你們幫阿孃數過銅板嗎？”孩子們大多搖頭，眼神茫然。

“那從今天起，咱們就學著，怎麼認得工錢條上的字，怎麼算清一斗米該給多少錢。”徐老先生緩緩說道，聲音不高，卻清晰地傳入每個孩子耳中，“識字，不是為了當官老爺，是為了心裡亮堂，不受人欺；算數，不是為了考狀元，是為了把自家的日子，過得明明白白。”

接著，他拿起第一張“識字卡”，上面是一個大大的“工”字，背面畫著紡車和織機。“這個字，念‘工’。你阿孃在坊裡做的，就是‘工’。做工，得工錢。”他又拿起寫著“一、二、三”和畫著相應銅板圖樣的卡片……

琅琅的跟讀聲，從那兩間簡陋的廂房裡傳出來，起初有些參差不齊，漸漸變得整齊響亮。隔壁“第一坊”的紡車聲依舊嗡鳴，卻似乎與這稚嫩的讀書聲，交織成一種奇特的、充滿希望的樂章。

林越站在蒙學廂房的窗外，靜靜聽了一會兒，嘴角浮起一絲溫和的笑意。他知道，這只是一個微小的開端，前路必有無數困難：師資的穩定、教材的完善、經費的持續、乃至可能來自更保守勢力的非議。但看到那些孩童眼中最初的好奇與茫然，逐漸被專注與些許領悟的光芒所取代，他便覺得，這一切都值得。

便民之路，在州府的延伸，至此又添上了嶄新的一筆——從改良工具、改善生計，到啟迪心智、照亮矇昧。這或許是最緩慢、卻也最根本的一步。星星之火，已然在這三十個貧家孩童的誦讀聲中，悄然點燃。而他要做的，便是小心呵護這點火光，讓它不致熄滅，並期待它有一天，能照亮更多渴望知識的眼睛。前方的路，依然在腳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