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宮那場與最高統帥的驚心動魄的會面，為談判打破了堅冰，但遠未帶來春暖花開。它只是將羅馬尼亞從懸崖邊緣拉回了一步，眼前依然是佈滿荊棘和陷阱的崎嶇道路。接下來的日子，才是真正考驗外交智慧、耐心和意志力的磨盤。米哈伊王儲和他的代表團，將在這座巨大的紅色磨盤下，為祖國的命運，艱難地碾磨出每一寸生存空間。

會談在莫洛托夫的主持下重新開啟，氣氛似乎緩和了一些，但維辛斯基等具體條款的操刀手們，眼神中的銳利並未減少分毫。他們現在的工作，就是將斯大林同志口頭的“框架性意見”，轉化為法律條文，並在字裡行間埋下儘可能有利於蘇聯未來行動的伏筆。這是一場沒有硝煙，卻同樣殘酷的條文戰爭。

首先交鋒的，是戰爭賠償條款。斯大林同意的八年支付期和實物支付是原則，但魔鬼藏在細節裡。

“三億美元賠償總額，以1944年價格計算，分八年支付，年利率百分之二，從停戰協定生效之日起計算。”維辛斯基用他那種慣常的、帶著法律條文冰冷質感的聲音宣讀著草案。“支付品類包括：每年不少於六百萬噸石油及石油製品；不少於一百五十萬噸糧食，以小麥和玉米為主；不少於五十萬立方米優質木材；以及船舶、機床、非鐵金屬等，具體品類和數量由聯合賠償委員會每年核定。”

薩納特斯庫首相立刻抓住了要害：“維辛斯基先生，一九四四年的價格是不合理的。戰爭尚未結束，全球通脹嚴重，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價格波動極大。以固定年份的價格鎖定長達八年的賠償交付，這意味著越到後期，羅馬尼亞實際付出的價值將遠超三億美元。這不符合公平原則。我們建議，賠償價值應以交付當年的國際市場價格，或者至少以一個可浮動的基準來計算。”

維辛斯基推了推眼鏡，面無表情地反駁：“國際市場價格？由誰來核定？倫敦市場還是紐約市場？那裡充斥著資本主義的投機和操縱。以固定價格計算，正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議和不確定性。這是蘇聯政府經過慎重考慮的決定。”

“但這會將巨大的、不可預測的負擔強加給羅馬尼亞經濟！”沃伊庫外長加入了爭論，“我們還需要重建被戰爭摧毀的家園，我們需要糧食養活我們的人民，我們需要石油驅動我們的工業恢復。如果以如此巨大的實物量輸出，而且是按遠低於實際價值的價格，這無異於抽乾我們的血脈。我們請求，至少將價格基準與某種公認的、相對穩定的計價單位掛鉤，或者大幅降低實物交付的數量。”

爭論持續了整整兩天。羅馬尼亞代表團拿出了詳盡的國內產能報告、戰後預估需求報告，甚至引用了某些國際聯盟（雖然已名存實亡）關於戰爭賠償的慣例，試圖證明蘇聯方案的苛刻。米哈伊王儲在關鍵時刻再次發言，他沒有糾纏於具體數字，而是再次強調原則：

“莫洛托夫先生，維辛斯基先生，我們承認賠償的義務，我們願意付出代價。但我們付出的目的，是為了結束過去，開啟未來，而不是為了毀滅羅馬尼亞民族生存和未來發展的根基。一個經濟徹底崩潰、民不聊生的羅馬尼亞，不僅無法成為蘇聯可靠的鄰邦，反而會成為滋生混亂和仇恨的溫床，這不符合我們任何一方的長遠利益。我們需要一個既能體現羅馬尼亞責任，又能讓其存續和發展的方案。”

最終，經過極其艱苦的拉鋸，雙方達成妥協：賠償總額不變，支付期八年。但價格計算方式改為“參照戰前五年（1935-1939）該品類商品在羅馬尼亞國內平均出廠價格，並考慮合理的通脹係數進行調整，具體由聯合賠償委員會中的雙方代表共同核定”。這是一個模糊地帶，留下了未來爭吵的空間，但至少打破了蘇聯單方面鎖定低價的目的。在交付數量上，羅馬尼亞也爭取到了一定的彈性，例如石油交付量前三年可適當降低，以保障國內最基本的能源需求。

接下來，是最為敏感的“暫時駐軍”問題。斯大林放棄了“永久性軍事基地”的提法，但蘇方草案中對“暫時”的定義和駐軍權力的描述，寬泛得令人心驚。

草案寫道：“為保障對德作戰行動的順利實施及維護相關交通線的安全，蘇聯紅軍有權在羅馬尼亞境內必要的港口、鐵路樞紐、機場及戰略要地駐紮其部隊，其駐紮地點、規模及持續時間，由蘇聯紅軍最高統帥部根據軍事需要決定。羅馬尼亞政府有義務提供一切必要的協助與便利，包括但不限於營房、後勤補給及當地運輸工具的使用。”

這幾乎等同於一張空白支票。“根據軍事需要決定”——這意味著蘇軍可以以任何理由，在任何它認為必要的地方駐軍，而且想駐多久就駐多久。“必要的協助與便利”——這意味著羅馬尼亞需要承擔巨大的財政和物資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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