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爵直接指出之前朝廷重用科道言官的危害，科道言官的權力愈擴張，其勢也隨之熾烈，其權力亦隨之濫用。科道言官權力擴張之後，不僅居其位者跋扈，就連那些有科道之望的官員不服從上司的管束。在京堂上官不敢約束主事；在外二司官不敢約束推、知。因為本朝科道主要來源就是主事、推官、知縣。

得罪了這些未來的科道官員，一樣不會好過，萬一他們日後被選為科道官員，自然會報復這些當年欺負過他們的上官，科道權力的擴張，並沒有維持科道與朝廷的權力平衡，而是製造了另一種權力不平衡，形成了朝廷受制於科道的局面。

王錫爵對於此事自然是極為不滿的，他對這些高階言官們說道：“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為指之者？今言事論文或不當，部臣不為奏復，即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為體制當如是。臺省建白，間有當取旨者，則建言之人上疏以後，即請謁內閣部院，雲此本當條旨云云。內閣部院即唯唯如命，一同屬吏之稟承於長官。此豈非朝廷之體制乎？”

對於這種情況，王錫爵自然是極為不滿的，現在科道挾審議與監察之權而參議政事，嚴重威脅內閣與六部的決策權，六部之官無敢抗參而自行者。這是王錫爵極為不滿的事情。

王錫爵這次以來就侃侃而談，對於現在科道干預朝廷行政的情況王錫爵是極為不滿的，他就直接指出，現在科道對於朝廷行政的干預已經引發了兩個極為嚴重的後果。

其一就是威脅朝廷大員的職位安全，破壞大明中樞行政機構的穩定性與統一性。當科道言官可以用糾劾之權威脅大臣的職位時，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大臣常被糾劾，則會影響政局的穩定。

王錫爵說道：“今科道之彈劾，風聞成性，指斥大臣，善類系誣者亦多，一概目以為黨，繩之太過，豈不至空人之國乎？”

科道言官權力太重，動輒彈劾重臣，使得部堂大員、內閣輔臣都不安其位，難以實心用事，對於大明朝廷來說絕對不是好事。

除此之外，其二就是議論紛紛，影響朝廷政策的連續性和決策效率。科道為言官，以言為職，亦以言干政。一方面，言官以言改變執行中的政令。

王錫爵說道：“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復，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劃一之守，是為紛更。左右皆是科道，此安能為政？先臣高拱曾言，議論多則成功少，而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謂非也。甲之所否，乙之所謂可也。事應立，而忽奪其成；謀未施，而已洩其計。蒼黃翻覆，叢雜紛紜，談者各飾其非，聽者不勝其眩。是曰浮言之習，而三十年竟未能改，豈非朝廷之道也！”

對於科道隨意干涉朝廷行政的事情，王錫爵是痛恨已久了，這次借會揖向都察院的都御史和諸科掌印傾訴其中的不滿，不過言官們對於此事也是有看法的，科道可以干預行政，但是部院和內閣一樣可以插手科道，這點在大明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了。

遠的不用多說了，嚴嵩等人當首輔的時候，科道就不過是嚴閣老的狗罷了，首輔強勢的時候，科道是根本沒有辦法與之抗衡的，強勢的首輔與科道之間相互勾結，是極為正常的事情，閣臣意志得以實現有賴於科道的支援；科道之於美位有賴於大臣的舉薦，雙方都有求於對方，雙方都要利用對方，這成了他們聯合的基礎。各內閣大臣可藉助科臣鼓譟是非，排除異己，科臣亦可得遂其願。這種聯手的局面形成以嘉靖為漸，嚴徐高張四位是其中的佼佼者。

左都御史溫純就說道：“自嘉靖以來，建言者分曹為朋，率視閣臣為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於清議，而爭則名高，故其時端揆之地，遂為抨擊之叢，而國是淆矣。蹊經歧分，意見各別，愛憎譭譽，附和排擠大臣，顧惜身名動思引去，小官瞻風望風依違，自合職業不修政事隳廢，當由紀綱不肅，結黨徇私，從不守科發抄，非匍匐政府，則奔走吏部，以除奸扶正為名，賣官納賄為實耳。此則內閣之所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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