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太祖皇帝為了避免後世之君窮兵黷武，制定了所謂的不徵之國，因為太祖皇帝認為，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為了保證大明的長治久安，對於這些海外之地，太祖皇帝沒有興趣，太祖皇帝對於這些這些藩屬的看法就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

太祖皇帝雖然雄才大略，提三尺之劍，起淮泗之間，一統六合，但是在坐穩江山之後，太祖皇帝對於用兵反而是非常之謹慎的，他認為國家用兵，猶如醫生用藥。開了大堆的藥，目的是要治病，不能沒什麼病就吃吃藥，那可要吃壞的!治國也如此，國家不太平，用兵來勘定禍亂。等天下太平了，只需整修甲兵．操練士卒，備作國防而已。

為什麼這麼說呢?大家應該要知道：用兵能消除禍亂，但也能招致禍亂，倘若恃富逞強，好大喜功，惹是生非，就會結怨挑釁，這不恰恰招惹了禍亂!正如醫生亂開瞑眩之藥，強迫無病之人服用，雖然不至於造成身體殘疾或送命，但足以大傷元氣!所以為國當政者應該常講軍事，但千萬不能窮兵黷武!

所以太祖皇帝釋出了對於這些海外蠻夷不予征討的詔書，並且列為祖訓，太祖皇帝在詔書中明確說道：“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在太祖皇帝看來，能夠對大明構成威脅的就是草原上的蒙古人，所以大明主要的防範物件就是這些蒙古人，對於這些海外蠻夷，太祖皇帝認為他們對大明構不成什麼大威脅，但是由於山海所隔，大明如果去征服他們，所要花費的錢糧是很多的，而往往又沒有什麼大的收穫，所以太祖皇帝認為對於這些國家，不能予以征討。

所以列出了所謂的不徵之國，在當時的情況來看，確實是有一些道理的，大明當時剛剛立國，北元對於大明仍然構成極大的威脅，大明的絕大部分精力都要放在怎麼對付北虜上，根本沒有精力去對付這些所謂的海外小國，所以只要他們能夠承認大明的正朔，對於當時的大明朝廷來說，採取這種政策是合理的。

畢竟當時大明才剛剛建立，百姓需要安定的環境來恢復生產，但是到了現在，這些政策已經不再適合大明瞭，這點不僅僅朱載坖很清楚，在坐的重臣和太子他們也是很清楚這點的，現在蒙古對於大明的威脅相對降低，而且海上貿易對於大明的重要性也增加了，所以再奉行太祖的所謂不徵的策略顯然已經是不行了。

事實上朱載坖早就打破了所謂的不徵的限制了，對於倭國的用兵就是很顯然的例子，雖然朱載坖用了一個相對說的過去的理由繞開了太祖的祖訓，但是這些辦法顯然對於朝廷來說是比較麻煩的，因為朝廷做事情，也講究個名正言順，朝廷又不是麻匪，總不能明搶吧？

而且太祖的祖訓畢竟是擺在這裡的，朱載坖也不能夠完全視而不見，所以朱載坖一面宣佈恢復成祖時的政策，下詔南洋等海外諸國：““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者聽。”加強大明在南洋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對於太祖皇帝的祖訓也要做一定的修改。

朱載坖認為，除了有不徵之外，也要有必徵，也就是在出現什麼情況的時候，大明朝廷必須用兵，這點也是很重要的，否則的話，大明朝廷只有不徵在限制自己，卻無法限制、管理這些藩屬，顯然對於大明的宗藩體系是不利的，按照太祖皇帝的本意是：“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

但是這個為患畢竟比較模糊，無法判斷到底哪些行為是為患中國，這點是朱載坖這次要明確的事情，朱載坖這次召集國務會議，就是要將內閣、軍機處以及各部院重臣們一道，對於太祖皇帝的祖訓加以解釋完善，同時藉由此事加強對於這些藩屬的控制。

在朱載坖授意下，領班軍機大臣徐渭在之前就擬定了必徵諸條：第一，不順王化，僭越謀逆者，必徵；

第二，勾結匪類，為大明不利者，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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