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朱載坖最終是採取了折中的辦法，對於閣部重臣子弟，准許參與科舉考試，但是不能夠再參加朝考進入翰林院，也算是對於這些重臣子弟的一種限制，防止出現閣臣子弟再科舉甚至是朝考中舞弊的情況，對於重臣子弟確有才學的，由皇帝親自召試或者是再次參加制科考試，由皇帝特旨才行。

同時對於重臣的其他子弟，應該恩蔭的還是要予以恩蔭，朱載坖的看法就是，以恩蔭為常例，以科舉為特例，雖然沒有明說，但是對於閣部重臣子弟的科舉，還是做了一定的限制，同時對於確有真才實學的，也要予以特旨拔擢，當然現在最大的特例也就是陳以勤、陳於陛父子了，不過他們兩人還是很大的特殊性的。

首先陳以勤這個閣臣本身就沒有什麼政治權力，陳以勤能夠入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陳以勤是朱載坖的講官，而且陳以勤在內閣主要的工作就是編撰實錄、會典和國史等事情，從不參與朝廷的大政方針，而陳於陛也算是子承父業，中式之後也是一直主持國史的編撰工作，所以科道對於他們父子兩人，並沒有過多的供給。

但是對於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等人，就不一樣的，科道普遍認為他們的吃相太過於難看，不僅要子弟中式，還想參加朝考，這是準備壟斷閣臣嗎？這顯然是不行的，朱載坖也斷然不會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朱載坖的態度就是恩威並施，一方面給輔臣的其他尚未參加科舉的子弟恩蔭，斷絕科舉，另一方面對於已經參加科舉的，不再允許他們參加朝考，不入翰林，這樣的話，能夠對於重臣子弟進行限制。

朱載坖同時命令對於科舉尤其是縣試、府試、院試進行改革，排除地方勢力對於生員選拔的干預，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朝廷科舉從源頭上公平，同時還要嚴厲打擊各種科舉舞弊行為。

在現在大明的各種科舉舞弊行為中，朱載坖認為要重點打擊的是請託、割卷、倩代等行為，首要打擊的當時請託，這也是科舉舞弊中最普遍的事情，尤其是在鄉試和會試中是極為普遍，請託一般分為三種，一為：有權勢子弟，或託請到了有權勢者，甚至朝中重臣寫條子、捎口信；二為：有錢者自己或者託與考官有關係之人給主考或者考官送銀子，考官在收取銀子之後，或暗透題目，或約定關節；三為：無錢無勢者，又想投機走捷徑，便四處奔走，找與考官有關係者引薦。

有關於請託，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唐寅一案，弘治十二年，大學士李東陽、禮部侍郎程敏政一同主持會試，能夠明確的是徐經與兩位考官相識並有一定的交情。案件的審理過程中也明確了考官在考試之前同徐、唐二人進行過接觸。這其中的情弊其實是很明顯的，只是孝宗當時要將此事壓下去，並沒有窮究此案。

朱載坖在所有的舞弊行為中，對於請託是最為厭惡的，因為想要透過關節進行舞弊，考生同考官之間的人情關係十分重要。這些所謂的人際關係日後在官場上就會形成所謂的朋黨勢力。同時權力較大的官員也會利用權勢進行關節舞弊，目的是獲取更多的政治同盟。通關節隱蔽性極大、對於公平的破壞範圍廣。

除了請託之外，還有就是割卷，這也是在鄉試中比較普遍的問題，由於在鄉試中，巡按御史的權力極重，如果能夠買通巡按御史或者是下面的彌封官等，就可作弊，一般是所謂的活切頭者，以甲卷之面移作乙卷，移花接木是也。也有的在考場上找人陪同作答，考試完畢之後將兩者答卷互換；有的透過賄賂考官在閱卷過程中更換試卷；也有的在謄錄的過程中，將佳卷謄抄至他人名下。割卷侵害的大多都是被割卷人的利益，被割卷考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真才實學，割卷對科舉的危害性極大。也必須要嚴厲懲處。

還有考官賣題等情形，雖然朝廷規定了嚴格的制度，有嚴格的貢院和內外簾官制度，考官在考試開始之後不得隨意進出貢院，相關人員進入也需要遵循嚴格的管理制度。但是試題洩露情形在大明也並不少見，朱載坖認為，大明對於科舉舞弊的打擊力度不夠，過於輕省了。

對於形形色色的科舉舞弊行為，要予以分類打擊，對於一般有考生實施的冒籍、懷挾、倩代等行為，朱載坖認為他們的危害性比較小，只是單個考生的舞弊行為，主要以懲處涉案考生為主，削除功名是必須的，同時還要予以流放等重刑。

但是另外一種主要是考官實施的舞弊行為，如通關節、割卷、考官洩題及鬻題、考官徇私。此型別的舞弊大多都要涉及官員，且官員利用權力在舞弊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一方面考官透過此種舞弊方式打通人情關係，使得國家權力私人化；另一方面考官透過舞弊獲取經濟利益，如考官鬻題就是其典型體現。對於這種科場舞弊，絕對不能姑息，因為這種行為，是朝廷掄才大典的公然褻瀆，他們也不僅僅是為了收受賄賂，往往是懷有政治目的的，。

朱載坖認為，這些由官員們參與的舞弊方式貫穿於科舉考試的全過程，官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進行舞弊對科舉制度破壞極大影響到朝廷內部對於權力進行分配的秩序且影響範圍極廣。破壞了朝廷的信譽和科舉取士的公平性，同時是為了結黨營私提供方便，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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