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事情，在大明已經是官場的潛規則了，朱載坖很清楚，朝廷關注的重點，一般都在鄉試和會試上，各種防範作弊的手段通常也都是用在鄉試和會試上了，平心而論，大明在鄉試和會試上尚且能夠做到相對公平，朝廷對於鄉試和會試也是非常重視的，畢竟作為朝廷的掄才大典，朝廷上下還有士林民間都是極為重視的，鄉試、會試尚且能夠做到相對公平。

但是科舉選拔的最底層，縣試、府試、院試卻鮮少有人去關注，導致其中舞弊層出，各種方式進行舞弊，尤其是地方的富戶和士紳，縉紳、富室子弟儘管不學無術，然可以憑藉權勢、財富，從一開始就比平民、貧寒子弟處於優勢的地位。而選拔出來的生員就多是這些富戶和士紳的子弟。

無論朝廷採取多麼嚴格辦法在鄉試和會試當中杜絕舞弊，本質上就是在一幫關係戶中選拔人才，能夠選出什麼好人來？況且朱載坖很清楚，即便是所謂號稱組織嚴密，備受重視的鄉試，也未必有多公正，僅就朱載坖所瞭解到的情況來說，順天府和應天府的鄉試由於受到朝廷的重視，每次都是由朝廷派遣翰林官去主持科舉，相對還能夠說的上比較公平，但是其他地方的科舉，恐怕就很難說明的。

由於其他各省的的鄉試主要是提督學政、巡按御史和巡撫等組織的，按照規定在鄉試和會試中要有兩名主考官，鄉試要有四名同考官。而在實際操作中，地方官員政務纏身而且要避嫌，是不能參與鄉試閱卷的，一般參與鄉試閱卷的都是從地方州縣抽調的教官，他們官卑職小，根本不敢違逆上官的意圖，也就使得鄉試遠沒有看起來那麼公正。

尤其是在景泰以後，將內外簾官的權力都收歸御史，原本內外簾官的職權在簾內、簾外劃分明確，並且能夠相互監督和制約以隔絕交通弊端。但是權力收歸御史之後，內外簾官的相互牽制和監督作用就消失了，同時多種職權都歸屬於巡按御史一人，權力極重，必然滋生腐敗，凡科場中出題、刻文、閱卷、取人，皆一人專之，所謂彌封、謄錄殆成虛設。對於這些事情，朱載坖也早就有所耳聞，現在藉由此事，朱載坖當然要借題發揮，整頓科場了。

和一般人將整頓科場的重心放在鄉試、會試、殿試不同，朱載坖這次將主要打擊的物件放在了縣試、府試、院試上，因為他們是科舉的基層考試，積弊甚重，是現在整個科舉中弊端最多，也是最為腐敗地方，同時這些科舉的基層考試，也是為朝廷選拔人才的根本，不管是舉人、進士甚至是庶吉士，總歸都是要從童生到生員的，以河流在比喻的話，府縣和院試就是朝廷科舉的源頭，源頭不正，何以公平？

當然朱載坖還有其他的想法，首先就是鄉試、會試涉及的人太多，關注的人也太多，朱載坖也要循序漸進的來，而且對於府縣試和院試的種種弊端，確實已經在朝廷上引起了很多有識之士的上疏，現在朱載坖可以藉口此事加以整頓，不過當務之急當然是解決這些重臣之子參與科舉的問題。

朱載坖首先表達了自己的意思，他說道：“諸位，文衡公器安所容私？”這點是朱載坖這個皇帝的態度，也是大明朝廷的態度，對於科場舞弊等事情，朝廷是決不容忍的，但是就閣臣子弟應試一事，朱載坖認為不宜一刀切，本朝也有商良臣、楊慎等人中式的先例，但是也有翟鑾等人因此被罷官的例子。

當時翟鑾作為內閣首輔，他的兩個兒子翟汝儉、翟汝孝不僅在鄉試中連續中舉，還連續在會試中高中，這直接引起了科道的強烈不滿，科道御史紛紛上疏，彈劾翟鑾，主要依據是：崔奇勳是翟汝儉等人的老師，焦清與翟汝儉結為姻親，並一同在崔奇勳處學習。這四個人在會試中竟然都在同一考房。翟汝儉、翟汝孝、崔奇勳都是彭鳳所錄取的。而《詩經》科目的考官共有五人，為何都集中在彭鳳所在的考房？歐陽?也是翟汝儉等人的老師，雖然起初他們同考《詩經》，但歐陽?後來改考《書經》，表面上像是避嫌，實際上卻在暗中幫助彭鳳尋找試卷。

隨後嚴閣老下黑手，密疏彈劾翟鑾科場舞弊，同時輔臣子弟中式，有類楊廷和啊。嚴嵩的密疏當即讓嘉靖破大防，立即下旨，下令將翟鑾以及翟汝孝、翟汝儉、崔奇勳、焦清、彭鳳、歐陽?都革職為民，江汝璧等人則被送往鎮撫司逮捕審問。隨後，法司會同審問，判決杖責江汝璧、秦鳴夏、浦應麒各六十，革職閒住不再起用；王珩、沈越降職一級，調往外地任職；高節、張嶽充軍；彭謙革職為民；沈坤、汪一中、陸煒則留任原職。

所以終嘉靖一朝，輔臣子弟們都很自覺，不敢去觸碰嘉靖的這個逆鱗，因為他們很清楚，一旦觸碰嘉靖的逆鱗，是絕對會遭到嘉靖的打擊的，所以不管是嚴世蕃還是徐蟠等人，都老老實實的接受恩蔭，不去科舉，所以在科道言官們看來，輔臣子弟恩蔭已經是慣例了，現在你們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這是公然搞事情啊。

張四維則是向朱載坖哭訴：“臣惟一長子甲徵有望科舉，年三十餘攻苦半世始掇一第，若因臣，則臣情願致仕，以昭朝廷之大信也！”

朱載坖認為，閣臣子弟並非不能參加科舉，朱載坖也沒有楊廷和綜合徵，但是閣臣子弟再經由朝考，選入翰林，就確實有些過分了，因為朝考本就不糊名，要是輔臣子弟再參加朝考，那就不如直接寫一篇我的閣老父親，直接到翰林院上班去算了，所以朱載坖認為，科舉可以，朝考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