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取消了政務委員會各廳的招待費、辦公經費中的浪費部分，削減了官員的交通補貼和福利，將節省下來的資金全部投入到教育經費和難民救濟中。

此舉引發了部分四省邊地本土官員的不滿，他們私下裡紛紛議論，罵馬寅初是 “左手轉右手”，“左手把財政廳的經費砍了不少，右手就轉到沈從文的教育廳，虛偽無恥”。

但馬寅初對此毫不在意，他堅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確的，只要能為教育和民生多爭取一分資金，就是對國家和百姓最大的負責。

在調查劉鈿田的過程中，馬寅初還發現了一個重要問題：四省邊地的許多公辦企業在創辦時，為了籌集資金，吸納了大量私人資金，這些私人股東每年都能獲得豐厚的分紅，其中以周青雲的周家持股最多。

得知這一情況後，馬寅初立即在政務會議上向周青雲陳訴利弊：“周主席，我知道公辦企業的創辦離不開民間資金的支援和資源傾斜，但如今國難當頭，這些私人股東理應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如果能讓他們捐獻部分分紅，將大大緩解戰區的財政壓力，也能讓更多的資金用於抗戰和民生。”

周青雲聽後，對馬寅初的提議表示高度認可和表揚：“馬委員說得很有道理，國家有難，人人有責。我周家在公辦企業的分紅確實不少，這些錢本來就應該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我帶頭將周家所有公辦企業的分紅扣除 60%，移交國難薪經費，支援抗戰和民生事業；餘下部分，我要拿來私下支援周氏救濟教養學校”

周青雲的表態讓在場的官員們深受觸動，馬寅初更是帶頭鼓起掌來，其他官員也紛紛跟著鼓掌。

隨後，沈從文提出，要求所有公辦企業的私人股東，都將每年分紅的 60% 上交國難薪經費，共赴國難。

不過，周青雲來自後世，思維方式與這個時代的人有所不同。

他告訴沈從文等人：“這件事要堅持自願原則，不能強勢壓人。當初四省邊地百廢待興，需要大量重建資金，政府與私人股東簽訂了分紅契約，現在不能因為國難就違背契約，利用政府權力強迫他們捐獻，否則會影響政府的公信力。”

周青雲原本是想借鑑後世政府向企業募捐災區重建資金的模式，透過號召和引導，讓私人股東自願捐獻。

但他忽略了這個時代還帶有傳統計程車農工商等級觀念，以及官員和民眾對 “義利觀” 的認知。

在大家看來，連地方領袖周青雲都帶頭捐獻了60%的分紅，眾多高官也紛紛響應，那些家大業大的商賈富戶，沒有理由不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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