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階級的上升，一方面反映出國君求才若渴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平民對仕途的積極追求。但國君選拔人才的核心標準是實際才幹，平民唯有憑藉真才實學方能獲得賞識，而培養才幹離不開讀書治學。儘管個人興趣是研究學問的重要動力，但對整個時代的學術風氣而言，政治層面的需求與上位者的推崇，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

周代對思想言論的管制較為嚴格，如《禮記·王制》中規定：“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周王室衰微後，原有的思想統治體系隨之瓦解，遊士學者得以周遊各國遊說論政。不僅孔子周遊列國，干謁七十餘君；孟子亦曾當面諷喻國君，若國君邀請不合禮儀，他亦敢於故意推辭。可見春秋戰國時期，思想言論極為自由，與周代形成鮮明對比。而思想言論的自由，加之當時各諸侯國君主多有開放的胸襟與包容的雅量，更促成了百家爭鳴的繁盛局面。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井田廢弛，原有經濟體系隨之瓦解，再加上各國連年征戰，百姓家破人亡、顛沛流離。具有學識的人們亟須解決的核心議題是如何制止戰爭、安定社會。諸子學者圍繞這兩大問題各抒己見，提出各自的見解與方法。

隨著“士”階層的崛起，春秋晚期“養士”之風初興。“士”中諸多優秀人才受各國國君重用，甚至出任卿相要職。至戰國時期，各國對“士”普遍推行優厚待遇與寬容政策，允許其“合則留，不合則去”。“士”的自由流動不僅進一步促進了各國人才交流，更推動了不同學派思想的碰撞交融。而“士”階層的崛起與流動，為諸子百家的形成提供了核心人才支撐，為“百家爭鳴”學術盛況的出現奠定了思想交流的基礎。

諸子百家主張學以致用，透過自身所學遊說諸侯，推出相應的政策主張、治國方略，由此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成為政治上的主流學派，在戰國各諸侯國的變法革新中佔據領導地位，推動了政治制度的變革，成為秦國得以滅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漢時期，漢武帝推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之後，法家雖漸趨衰微，並未完全退出政治舞臺，其學說仍然或隱或顯地發揮著作用。歷代統治者大多采用“外儒內法、儒法並用”的統治方法。

儒家思想確立主導地位後，其“仁政”、“德治”、“禮治”成為了封建王朝的主流政治倫理，構建了華夏傳統社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五倫八德”的倫理準則和道德規範體系，成為君主專制政治統治與教化的根本和有力武器。

諸子百家形成的“百家爭鳴”局面，是華夏學術文化、思想道德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奠定了華夏整個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在“百家爭鳴”的過程中，各家學派相互取長補短，形成了華夏傳統文化體系，也塑造了華夏思想文化相容幷包和寬容開放的特點。儒家思想正是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長的過程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並在日後成為華夏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

諸子百家在闡發政治觀、社會觀、文化觀的同時，不經意間構建了鮮明準確且自成體系的文學觀。《論語》《老子》《墨子》等典籍相繼問世，既推動了華夏早期文學實踐的發展，又在實踐中沉澱形成了各具特色、自成體系的文學思想與理論觀念，成為矗立在華夏早期文學格局中的一座理論豐碑。諸子文學不僅確立了早期文學的創作正規化，更拓展了文學的思想內涵與表現藝術，奠定了華夏早期經學文學與諸子文學雙峰並峙的局面。

陰陽家，諸子百家之一，是盛行於戰國末期到漢初的一種哲學流派，齊國人鄒衍是其創始人，陰陽家的學問被稱為“陰陽說”，其核心內容是“陰陽五行”，陰陽學說是華夏民族最重要的哲學思想之一。

司馬遷在《史記》中稱陰陽家的學問“深觀陰陽訊息，而作迂怪之變。”

《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則直接受到鄒衍學說的影響。

《史記》記載:《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故陰陽，五行觀點最早由《周易》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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