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微側身，目光掃過方才激烈反對的幾位老臣，最後又落回御前，緩緩道：“臣蒙陛下信重，忝居鹽政之職多年。鹽務之複雜，關乎國庫歲入，關乎億萬民生。臣深知，若只知抱守‘鹽鐵官營’之古制，而不明各地鹽場產出、運輸路途、灶戶艱辛、私梟手段，以及天下州縣人口增減、口味偏好之細微變化，則縱有滿腔忠心，亦難免被下僚矇蔽，被積弊所困，非但不能為陛下增收，反可能激起民變，動搖國本。”

他以自身最熟悉的鹽政為例，開始闡述。“譬如，核算鹽引，需精通算術，否則賬目混亂，貪腐叢生；規劃運鹽路線，需明瞭地理水文，否則漕運阻滯，邊地缺鹽；乃至改良煮鹽之法，提高產量，亦需懂得器物之理，招募工匠，反覆試驗。此等種種，豈是整日空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便能解決的？”

他這番話，將抽象的“實學”拉入了具體的管理實務中，頓時顯得真切而有力。不少有地方任職經驗的官員暗自頷首，深有同感。

“孔子當年教學，授以‘禮、樂、射、御、書、數’，此六藝，何嘗不是當時的‘實學’？”林如海引經據典，與何宇之前的策略呼應，但角度更為柔和，“射、御乃軍旅之本，書、數為政事之基。至朱子倡‘格物致知’，亦是教人窮究事物之理，方能通達明澈。然則後世學者，往往偏重於窮究心性義理之‘內聖’功夫，於兵農錢穀、水利工造等‘外王’之學，反倒視為末技，鄙薄不堪。長此以往，導致廟堂之上，多坐而論道之清談客，少通曉實務之幹濟才。”

他點出了問題的核心，並非儒學本身有問題，而是後世片面發展導致了人才結構的失衡。這讓一些秉持正統儒學的官員也無法直接反駁。

“忠勇伯所倡‘格致之學’，臣以為，非是要背離聖賢之道，恰恰是要補其不足，迴歸儒學‘經世致用’之本來面目。”林如海終於將話題引回何宇的提案上，“其欲教授之算術、幾何、地理、農工、醫科，無一不是強國富民之急需。試想，若戶部官員皆通曉精算，國庫賬目何愁不清？若工部官員明曉水利工程，黃河水患何至連年氾濫？若邊關將帥知天時、察地理，又豈會屢中敵軍埋伏？”

他每問一句，都像重錘敲在實處。接著，他轉向夏景帝，語氣變得愈發懇切：“陛下，何宇所言‘試辦’二字，實為老成持重之見。我朝疆域萬里，生民億萬，任何改動，確需慎之又慎。然，若因畏懼艱難、恐懼人言，便對明顯之弊端視而不見，對強國之良機拒之門外，此非守成，實為怠政，恐非江山社稷之福！”

“且夫，”林如海的聲音提高了一些，帶著一種深刻的憂患意識，“如今西洋諸國，船堅炮利，縱橫四海。彼輩之所以能如此，豈非正是因其重視何宇所言之‘格致之學’？我天朝上國，若仍固步自封，沉醉於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的舊夢，臣恐數十年後，強弱易形，悔之晚矣！陛下，魏源《海國圖志》所言‘師夷長技以制夷’，非是妄言啊！”

他提到了敏感的西洋威脅論，這是夏景帝也一直在暗中關注和憂慮的事情，直接將何宇的“新學”提升到了關乎國家未來戰略安全的高度。

最後，林如海再次深深一揖，做出了總結陳詞，也為皇帝提供了最需要的臺階：“陛下聖明燭照，洞察萬里。老臣愚見，何宇所請，非為動搖國本，實為鞏固國本。其所倡新學，並非取代科舉正途，而是為科舉之外，為那些於聖賢經典或天賦不足，卻於百工技藝有專長的寒門子弟，另開一條報效朝廷、安身立命之途。此乃擴充人才來源、增強國力的良法。於京師試辦一學堂，規模有限，陛下可隨時督察其成效。若果有弊病，隨時可止；若確有成效，再徐圖推廣，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伏請陛下聖裁！”

林如海這番話，有理有據，有情有義。他既肯定了何宇的赤誠和遠見，也充分考慮了守舊派的擔憂，提出了“試辦”、“觀察”、“補充而非替代”的極其穩妥的漸進策略。他用自己的威望和務實形象，為何宇那顯得有些“激進”的主張，包裹上了一層“老成謀國”的可靠外衣。尤其是最後關於“另開寒門報效之途”和“試辦觀察”的點，徹底打消了皇帝最大的顧慮——既不會立刻衝擊現有的科舉體系和利益格局，又能試探新路，還能彰顯自己樂見人才、不拘一格的明君形象。

夏景帝聽完，久久不語，但冕旒之後的目光，明顯變得深邃起來，手指在扶手上輕輕點著，顯然在認真權衡林如海這番極具說服力的建言。

整個皇極殿的氣氛，因為林如海的介入，悄然發生了變化。原本僵持對立、非黑即白的態勢，被引入了一個可以討論具體操作方案的、更具建設性的方向。何宇知道，林如海這關鍵一步，已經將他從懸崖邊拉了回來，並將成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