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金城

我於1942年6月考入國立三中，同年7月編入六年一貫制實驗班，3年後升入高中。實驗班的課程很緊，初、高中課程內容有重複的都合併了。三中校本部和高中部設在旅部大樓，這是當時銅仁最高的建築物。大樓共5層，坐落在小的高坡上，大樓前是一空地，作為操場。大樓左右兩邊是兩排二層木結構的樓，上層是寢室，下層是教室。主樓後面是大禮堂，又叫“抗建堂”，開大會、週會和演出活動都在這裡進行。我們實驗部初中班級設在火神廟（赤帝宮）。廟內大殿是學生住的地方。一律是木床，上下各住一人。大殿前有一長方形的庭院，是集合和晚點名的地方。大殿左邊是伙房和飯堂。這個廟子象一個大四合院。這裡環境幽靜，是讀書的好地方。

國立三中早期，師生多系流亡而來。隨著歲月流逝，原流亡來的學生因升學、就業、參軍逐漸減少，銅仁和附近地區各縣的學生多起來。由於國立三中教學質量好，升學率高，所以不少名門富家子弟爭相進入三中，當時劉專員、李旅長的兒子都在我們班上，其他班級也有類似情況。學校的文藝、體育活動也很活躍，是銅仁名符其實的最高學府。

當時，流亡學生及貧苦家子弟是靠貸學金維持生活的。根據學生的經濟情況分甲乙丙等貸學金，如果功課不及格升不了班就取消貸學金。所以象我們這樣的人非把功課弄好不行。學生如果兩門主科或三門副科不及格，經補考又不及格，就必須轉學。當時沒有留級制度，缺額靠招收插班生補充。教師如教得不好，下學期就不聘請。

學校考試多。月有月考，期中有期中考，期末有期終考試，還有上課隨時提問、還有背誦。課外有各種比賽，如英語講演比賽、運動會、文藝演出比賽、勞動比賽等。我們六二級有個學生叫王勤策，參加了英語講演比賽。主持講演比賽的是一位姓董的老師，作最後發言的是一位英國教會女牧師，她說：“學習英語如同織布，一塊布是由一根線一根線織起來的，一篇英文文章像一塊布一樣，由一個個單詞、句子組合而成，只有記住了單詞、句子，才能組成如布一樣的文章。” 這個比臂至今已50多年，我仍然記得。

有一次足球賽，初三同學樂眾，用頭將球頂入了自己的大門，結果成了笑話，很多人碰到 “弄巧成拙” 的事稱謂 “樂眾頂球”。銅仁每次舉行運動會，三中得的錦標（即錦旗）總是最多。每次演戲、宣傳演出，不但自己看，還要到外地演出。《北京人》、《家》等劇目，皆聞名於銅仁周圍各縣。

國立三中的生活是艱苦的，但比我在兒童教養院時好一些，因為，教養院靠施捨，國立三中有較固定的經費。當時沒有自來水，飲用水要下河挑，洗衣服要下河。伙食一日三餐，青菜蘿蔔、大米飯尚有保證，逢大節日還打“牙祭”，後來物價上漲，吃飯才緊張，有時吃不飽。要想吃兩碗時就將第一碗儘量裝少點，很快吃完再盛第二碗；如果吃不上第二碗，就將第一碗壓緊裝滿。這是我和同學張維武總結出的“吃飯經驗”，我吃飯的速度因此練快了。國立三中有統一的校服，是美援“咔嘰”布料做的，高中發的是蘭色長袖裝，初中學生是短童子軍裝。我入三中時已沒有發了，原因是布的來源沒有了。老師們關心我們的學習，也關心我們的生活。我的被子和衣服都是在兒童教養院時發的，都已破舊，補丁蓋補丁；鋪的是光席子上加一張床單。衣服爛了都要自己補，因此我自幼就學會了縫補衣服；鞋子破了也自己補。我們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塗式凡先生，曾送給我兩件衣服、兩雙鞋子。四年中，我沒有買過一件衣服一雙鞋子。寒暑假時，有家的回家了，我們無家可歸的學生，沒有地方可去，我四年中回過一次兒童教養院，還同張海金同學找點有收入的工作做，湊點零花錢。學生理發，當時都剃光頭，同學互相剃，手藝最好的是李志鈞和李貫傑，他倆剃得不疼又不會割口子，其他同學的手藝就差勁了。自習沒有電燈，用桐油燈照明。我有幸被選中管理桐油燈。這4年，生活雖很艱苦，但也學到了不少東西，養成了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培養了獨立生活的能力。

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即1946年6月，流亡來的師生相繼還鄉。我與同班同學趙金鑑、周木林、李貫傑結伴到了河南。我回河南後，在省立禹縣中學完成了高二高三的學業，於1948年6月畢業。學校系新成立，時值內戰高潮，這兩年學的東西並不多，我的知識主要是國立三中時學到的。1948年11月，開封第二次解放，我考入了當時二野辦的中原大學醫學院，從此我踏入了從醫的人生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