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先生的講課已引起班上一些頑固的同學不滿。秋末冬初全班同學在銅江邊露營，借顧先生少捐野餐費，他們就反對顧先生參加會餐。我仍以班上的名義邀請他參加我們一組的會餐。

四、1940年春，國民黨何應欽嫡系28師以剿匪名義已駐紮在銅仁縣城外圍，準備逮捕所謂共黨分子。學校內國民黨黨員活動頻繁，氣氛很緊張。餘正清、馬重蘭及劉尤葦等老師不得不先後離開學校。後來，大批進步同學也陸續分頭離校，學校發出通知，開除大概30來人的學籍。

這年夏天，國立三中改組，校長由周邦道換成了李超英，師範部改歸貴州省立學校，章廷俊頂替黃新運擔任校長。在暑假結束時，顧詩靈老師突然被解聘。

1940年冬，形勢最為緊張，學校當局函請當地駐軍公開逮捕進步學生。12月9日逮捕高中部蔣澄齋，20日逮捕高中部莊世澤、許國華、汪應基、倪祖培、與劉映澄等六人。這時，高中部周乾生與銅仁師範陸玉書等同學緊急離校。高中部被捕的六人，其中四人由學校保釋，硬說蔣、莊兩人是為首的異黨分子，被殺害。（“關於1940年冬國立三中逮捕進步學生事件的回憶”許國華曾寫文章發表在1984年《銅仁地區黨史資料》第一期）（八十年代，蔣、莊兩同學的家庭，透過組織也要求我寫了證明。）

1940年12月24日夜，國民黨駐軍穿了便衣來銅仁師範學校，當時晚自習剛結束，有人來我們班上叫孫孝文、譚孝浚到校長辦公室去。頓時教室裡的氣氛就變了。我因第二天要監廚值日，就回寢室，收拾了剩下的一本蘇聯小說書，藉機又將一些可能引起麻煩的紙條在廚房的灶門裡燒了，作了萬一被捕的準備。過不久，就證實孫、譚倆人被逮捕。過了幾天，他倆先後回來找章校長談話，沒有與任何同學講話，即回被關押的地方。再過幾天，獲保釋。他倆回學校後，心情緊張，不敢與人交談，暗地裡給我打招呼，談了幾句：是學校開列名單逮捕的。銅師寫的是我和他倆共三人。罪名是“思想反動，行為不軌……。”學校擔保後，各自寫了悔改書，就釋放。

1941年的“五·一”節，我快畢業時，校長專找我談話，大意是警告我，並暗示由於我大病之後，健康不佳，12月24日要逮捕又放棄了。（實際是他們沒有拿到確實證據）。他們雖已知道我以“柳運”的假姓名訂有一些《世界知識》、《時事類編》之類刊物，但未檢查到中共中央對皖南事件的宣告、對國民黨的抗議與皖南事件的實情等宣傳品。更未找到我儲存的馬列主義書刊與談論時局的信函等。

我保管的進步與革命等“禁書”早已貯藏在學校附近的豆腐鋪裡。老闆很理解，老兩口就將書報藏在樓上柴草堆裡。我每天早晨去買豆漿，可以來回帶些書刊，避免注意。在我畢業前，就將幾箱書刊全交給銅仁同學龔福生。

在反共高潮時期，我們留下來的進步學生，還是照常加強自學，假期仍參加學校組織的下鄉宣傳抗日救國，深入農村調查。與過去不一樣的，就是失去老師的領導與定期的碰頭，但必要時，仍傳閱中共報刊等宣傳品，或明或暗地聯絡。記得在我痢疾嚴重時，王以周同學（江蘇徐州人），被學校迫害，幾次來與我商談，決定他及時離校。

現在回憶起來，我們這些天真、純潔的學生，國共合作初期有閱讀進步書刊的條件，抗戰的洪流又使我們聚集在銅仁。要求進步，要求民主與自由，不願做亡國奴，志同道合碰在一起，很自然地形成不拘形式的讀書會，交流學習心得，談論時事，發揮了年輕人美好的理想。

王維新，男，浙江桐廬人。1939年—1941.7在國立三中師範部就讀。1945年從事水利建設事業，1950年春從南京調到北京，一直在水利部門工作。現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