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軍嶽

我在國立三中雖僅讀了最後的一個學期，但對讀書會及其負責人鄒子銘同學的印象是深刻的。鄒子銘團結了一批進步青年，一步步地奔向革命。他已逝世近50週年，現記述他在國立三中前後的片斷事實，以示悼念。

鄒子銘是我在杭州蕙蘭中學的同班同學。1937年上半年的高中集訓期間，鄒子銘倡議與我分頭進行了罷操。結果他被罰了禁閉，我因病進醫院而脫身。杭州淪陷後，他轉到國立三中讀書。

鄒子銘團結三中同學，積極參加抗戰工作，還發動同學要求校方發放戰區學生的棉衣、日用品等物資，促進學校做好生活福利工作。他追求進步，善於說話與寫作，團結了一批進步師生，並領導了同學的讀書會，出版了定期的《山雨》壁報，是進步學生中“第一大紅人”，因而被校方視為眼中釘。

他一再邀我去銅仁，我放棄了經武漢北上延安的打算，1939年初才到銅仁。國立三中規定，凡戰區學生入學除有戰區學校證明外，還須戰區學校的教師或同學介紹。我與王維新由鄒子銘介紹引起學校對我百般刁難，最後要我參加高中三年級畢業前的期中考試，及格後才准入 學。

我進高中部後，又與鄒子銘同班。參加了他領導的讀書會，與他們同住在校外租的民房。讀書會較有計劃地學習革命理論，如按章節討論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發展史等；還多次地討論、漫談正 的戀愛觀。這些活動的開展，是和楊文起、吉嘉福、許子曙等進步同學是有較密切聯絡的。

在臨近高中畢業時，鄒子銘與讀書會幾個骨幹專門研究了今後讀書會怎麼辦的問題，大家決定讀書會繼續活動下去，由高中部的程可超、裘蓮錦與師範部的陳德昭、王維新組成一個核心小組，並請餘正清老師領導。這樣，三中讀書會就有交流協調的核心了。

我們畢業離校的讀書會成員，都不參加全國高校的招考報名，分男女兩組，女組直接去重慶，男組先去貴陽，目標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男組讀書會成員還規定了經濟、生活、學習上的統一，由鄒子銘負責對外聯絡，楊文起負責學習，柳軍嶽負責生活管理。這樣鄒子銘、楊文起、胡垂、謝景炎、章向榮、肖良獻和柳軍嶽等七人，集體離開銅仁到了貴陽，由先退學去貴陽新知書店的吉嘉福、羅宇澄在貴陽花溪租到兩間民房，集體開伙生活。不久，肖良猷和章向榮先去重慶找親友，我們幾個人還是堅持著集體生活和學習。不時還參加貴陽新知書店內部的知名人士的時事報告會，並參加二三次座談。後來，讀書會成員中有北上延安與南下皖南的意見分歧，且又發生北上的基金被盜事件，遭受了這一打擊，於是由鄒子銘聯絡好八路軍去重慶的軍車，我們一起到了重慶。

到重慶適是日本空軍大轟炸之後，那時，重慶的空房較多，我們就住在一個空倉庫裡。鄒子銘去重慶新華日報館聯絡。不幾天，華崗（即華西園）同志（當時他是新華日報總編，後任舊政協中共代表團顧問、中共雲南省委書記等職）來看望我們。他熱忱地分析了國內形勢，並以自身例項對我們進行了對敵鬥爭和氣節教育，同時還慰勉我們“抓緊學習，要待機會才能北上，有事可來找我”。事後鄒子銘和我們一起去看他幾次，華崗同志都是熱情地接待並教育啟發我們。後來，華崗同志慎重地對我們說：“反共高潮已開始，你們已去不了陝北，長期地住下來吧，立住腳，在大後方照樣可以幹革命的。”這是黨的指示，於是我們男的去了煤礦當練習生，女的去了紗廠。正在這時候，鄒子銘經醫生診斷已患有二期肺結核病，他只得去江津白沙他姐姐鄒毓真處養病，還不時地與重慶新華日報館取得聯絡。這為以後來重慶的國立三中讀書會成員，走出了一條繼續抗日救國的道路。

鄒子銘為什麼在杭州就敢於反抗國民黨的軍訓，到銅仁又領導三中讀書會與國民黨頑固分子對抗，畢業後又帶一些同學坐八路軍軍車赴重慶，與新華日報社經常聯絡，這不能不聯絡到他的家庭。他父親是浙江臨安縣開明的商業資本家，他大哥鄒子銓是中共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後，被關押在杭州陸軍監獄，在三十年代初，他哥哥奉命組織了一次獄中暴動，失敗而被槍決。在臨刑前，他慎重地囑託同獄難友華某（可惜我忘了名字，這個人是華崗的胞弟）：“今後如有可能千萬要將我的弟弟鄒子銘教育成才，……”（鄒子銓烈士專冊在五十年代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抗日戰爭爆發後，華某出獄，找到杭州蕙蘭中學讀書的鄒子銘，進行啟發教育。以後華某又將此事轉託給他的親哥哥華崗。所以在1943年7月4日鄒子銘被病魔奪走生命之前，曾不斷地與華崗有聯絡。

柳軍嶽（柳柴），男，象山籍。1939年進入國立三中高中部，1940年就讀於重慶復旦大學。政工幹部。現已由浙江省檢察院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