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清晨，元朗廠區的汽笛聲還未響起，生產主管老周就急匆匆地衝進了陳東的辦公室，臉上滿是焦灼。他的襯衫領口敞開著，額頭上佈滿汗珠，手裡緊緊攥著一張衛生署釋出的疫情通告。

“東家，不好了！”老周的聲音帶著顫抖，“香港最近流感盛行，衛生署剛發通告，說是亞洲流感已經在九龍、港島蔓延，不少工廠都出現了聚集性病例，咱們廠區雖然還沒工人中招，但周邊社群已經有確診的了！”

陳東的心猛地一沉。他瞬間想起，1957年2月這場由甲型H2N2流感病毒引發的疫情，首先在我國貴州地區暴發，4月迅速席捲東南亞與日本，6月蔓延至歐洲、北美，短短半年就演變為全球大流行，直至1959年末才逐漸消退，全球累計死亡人數高達100萬至200萬人，病死率約0.67%，兒童與老年人是高危人群。沒想到，疫情已逼近自家廠區的安全防線。

“立即啟動應急預案！”陳東沒有絲毫猶豫，站起身來，語氣沉穩得讓人安心，“第一，所有廠區實行封閉管理，禁止外部人員進入，工人憑證出入，每天早晚兩次測量體溫；第二，通知後勤部門，緊急採購口罩、消毒液和退燒藥，每天對廠區車間、宿舍、食堂進行三次全面消殺；第三，聯絡東興研究院，讓他們立即啟動金剛烷胺專案！”

意識沉入系統，陳東迅速兌換了“流行病學分析模組”和“抗病毒藥物基礎技術”。光幕上瞬間呈現出亞洲流感的傳播路徑、致病機理，以及金剛烷胺的合成工藝——這是當下尚未問世的抗病毒藥物，對H2N2流感病毒有著顯著的抑制作用。但光幕下方的一行提示讓他眉頭緊鎖：“核心原料金剛胺鹽酸鹽當前全球產能極低，僅用於少量科研，大規模採購需6個月以上週期。”

東興研究院的密級實驗室裡，燈光徹夜通明。這裡是陳東特意打造的秘密研發基地，由醫藥型傀儡團隊負責，對外只宣稱是“新型消毒劑研發中心”。首席研究員是傀儡乙，戴著厚厚的金絲眼鏡，正帶領團隊忙碌著：燒杯裡的液體不斷沸騰，試管中發生著奇妙的化學反應，儀器的滴答聲在實驗室裡交織成樂章。

“先生，”傀儡乙透過內部通訊器向陳東彙報，“按照系統提供的技術路徑，金剛烷胺的初步合成已成功，但原料缺口極大——我們先聯絡了全港所有化學試劑商，只湊到夠生產50人份的金剛胺鹽酸鹽；隨後對接了香港的卜內門等多家洋行，對方表示這類高純度科研原料庫存極少，僅能額外提供30人份，且價格是常規試劑的五倍。”

陳東看著手中的疫情進展報告，外界確診病例還在持續增加，時間不等人。他當即下令：“讓海外辦事處緊急聯絡歐美科研試劑供應商，不計成本採購，透過最快的空運渠道運回香港。先湊夠200人份的原料，優先保障廠區一線生產工人和研發團隊備用，剩下的用於工藝最佳化試驗。”

兩天後，一批從倫敦空運的金剛胺鹽酸鹽抵達香港啟德機場，由陳峰帶領的安保小隊秘密接回研究院。陳東指尖輕點系統光幕，將“生物合成原料製備模組”的全套裝置改造資料同步傳輸給傀儡乙的內建晶片——這是他消耗2000商幣兌換的解決方案，可利用廉價環己烷和氨水，透過微生物轉化工藝批次生產原料，成本僅為傳統方法的1/3，週期縮短至3天。

“按剛傳輸的圖紙改造實驗室裝置，”陳東果斷下令，“用生物合成工藝批次製備原料，先小規模試製保障廠區員工防護需求，同時啟動製藥生產線的籌建——這場疫情，對我們來說，既是危機，也是機遇。長遠看，我們要藉此機會，正式進入醫藥行業。”

5月10日深夜，財務總監周明德輕手輕腳地走進董事長辦公室，手裡拿著一份剛裝訂好的報表。報表用厚實的牛皮紙做封面，上面用鋼筆工整地寫著“東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58年4月份便利貼業務營收報告”，右下角還加蓋著財務部的紅色印章。

1958年5月，香港元朗東興實業的廠房裡，初夏海風裹挾著塑膠味穿堂而過，十多條生產線正以八成負荷高速運轉。機器切割塑膠膜的“滋滋”聲、工人分揀包裝的窸窣聲，與遠處元朗碼頭貨輪的汽笛聲交織，勾勒出這家華資企業的忙碌圖景。

陳東剛走進二樓辦公室，老周就捧著一疊藍黑墨水書寫的報表迎上來，臉上帶著難掩的笑意：“東家，這三個月的便利貼銷售報表出來了，您快過目！”他將報表攤在木質辦公桌上，指尖點在最醒目的總銷量數字上，“2月到4月，咱們的便利貼總共賣了593萬本，比預期還高出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