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撒哈拉的傍晚是一天中最美的時刻。太陽沉到大西洋的水平面上方，把整片天空染成了從金黃到深紫的漸變色調，海面上鋪了一層碎金，遠處的浪尖在陽光下像無數顆跳動的鑽石。生產建設兵團的工人們收工了，扛著鐵鍬和鋤頭，三三兩兩地走回定居點。他們的影子在沙地上被拉得很長很長，像一群緩緩移動的巨人。炊事班的幾口大鐵鍋已經燒開了水，炊事員把玉米粉倒進鍋裡，用長柄木勺不停地攪動，防止結塊。玉米糊在沸水中翻滾，咕嘟咕嘟地冒著泡，散發出糧食特有的甜香。另一口鍋裡燉著鹹魚和海藻湯，魚是從海里捕的，海藻是在岸邊撿的，湯色發綠，味道略腥，但配上玉米糊就是一頓不錯的晚飯。人們端著搪瓷碗，蹲在自家門口，一邊吃一邊和鄰居聊天。話題很雜，有說莊稼長勢的，有說孩子成績的，有說老家親戚來信的，有說下週補給船會帶什麼好東西來的。笑聲從各家各戶飄出來，在暮色中交織成一種溫暖的交響樂。幾個孩子在空地上踢球，球是用破布纏成的，門是用石頭擺成的，他們的光腳丫子在沙地上踩出一個個淺淺的腳印，腳印很快被風吹平，但孩子的笑聲不會被風吹平，它會飄到很遠很遠的地方，飄到海岸線的另一端，飄到那些還在海上漂泊的人的耳朵裡。

在西撒哈拉和茅利塔尼亞交界處的一片開闊地上，一座新的定居點正在規劃中。老王蹲在地上，手裡拿著捲尺和鉛筆，在沙地上畫著圖紙。他的身邊站著幾個生產建設兵團的骨幹，每個人都端著一個搪瓷茶缸，茶缸裡是涼透了的茶水。“這裡的風向是東北風，所以住宅區要建在西北角，免得被炊煙燻到。”老王用鉛筆在圖紙上畫著，“水井要打在東南角，因為這裡的地下水從東南往西北流，打在水源上游，不會被汙染。農田在住宅區和水井之間，方便灌溉。學校和診所在中間，離誰都近。民兵訓練場在外圍，朝向東北方向，因為那個方向最容易有敵人來。”一個生產隊長蹲下來，用手指著圖紙上的一個方塊，“老王，這個位置為什麼空著？”老王看了一眼，“那裡是預留的市場。以後人多了，要有地方做買賣。不能隨便擺攤，要有規劃，有秩序。秩序好了，事情就順了。”

非洲大陸的另一端，衣索比亞，一場與季博達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戰爭正在爆發。這個擁有超過一億人口的東非古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曾經是非洲大陸上唯一一個沒有被殖民過的國家。它的山脈高聳入雲，它的高原綠意盎然，它的咖啡香飄萬里，它的人民驕傲而固執。但驕傲和固執救不了它。內部的民族矛盾、政治鬥爭、經濟危機像三根繩索一樣纏繞在一起，把這個國家的喉嚨勒得越來越緊。提格雷地區的武裝組織和政府軍之間的衝突在沉寂了幾年後再次爆發，這次規模更大、烈度更高、波及範圍更廣。雙方都指責對方先開火，都聲稱自己是正義的一方，都宣稱要在最短時間內結束戰爭。但所有人都知道，最短時間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場戰爭的根扎得太深了，深到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甚至幾百年前的歷史恩怨。

季博達坐在金都國會大廈的辦公室裡，面前的牆壁上掛著巨大的非洲地圖，他的目光落在非洲之角那個形狀特殊的國家上。衣索比亞，一個他從來沒有涉足過的地方，一個與他沒有任何利益糾葛的國家，一個他在戰略佈局中從未列入計劃的地方。電視新聞的畫面在無聲地播放著——被炸燬的橋樑，燃燒的房屋，哭泣的婦女，抱著孩子奔跑的男人，排著長隊等待領取救濟糧的老人。記者站在廢墟前用英語播報著最新的戰況，“政府軍已經挺進提格雷地區首府默克萊外圍，反政府武裝聲稱擊落了政府軍的一架無人機，國際社會呼籲雙方停火，但迄今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表示，已有超過五十萬人因戰爭流離失所，急需食品、藥品和帳篷。但由於安全形勢惡化，救援物資無法運抵戰區，被困在城內的平民處境日益艱難。”

季博達關掉了電視的聲音，辦公室裡恢復了安靜。他靠在椅背上，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目光從地圖上移開，投向窗外的剛果河。他的腦子裡在轉著一些念頭，但這些念頭不是關於如何介入衣索比亞內戰，而是關於一種更深層的、更本質的東西。他看到的是一個人口過億的大國在短時間內被內戰撕裂，看到的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資源豐富的國家在民族矛盾和政治鬥爭中陷入混亂，看到的是平民在戰火中掙扎求生，看到的是孩子們在廢墟中哭泣。這些畫面他不是第一次見到，在剛果、在蘇丹、在中非、在南蘇丹，他見過太多太多這樣的畫面。每一次見到，他都會在心裡問自己同一個問題——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非洲這片土地上總是充滿了戰爭和苦難？是資源太少嗎？不是，非洲的礦產、石油、天然氣、森林、水資源豐富得讓其他大洲嫉妒。是人口太多嗎？不是，非洲的人口密度遠低於亞洲和歐洲。是氣候太惡劣嗎？也不是，非洲有大片的肥沃土地和適宜的氣候。到底是什麼原因？他的手指在桌上輕輕敲擊著，發出有節奏的“噠噠”聲。他想到了一個詞——邊界。非洲的邊界不是非洲人自己劃的，而是殖民者在柏林會議上用尺子和鉛筆在地圖上畫出來的。他們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部落、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強行塞進了同一個國家裡，又把同一個民族、同一個部落、同一語言、同一文化的人強行分割到了不同的國家裡。這種人為製造的混亂，是非洲大陸上幾乎所有戰爭的根源。衣索比亞的內戰也不例外。提格雷人、阿姆哈拉人、奧羅莫人、索馬利亞人，他們在同一個國家裡爭奪權力、資源和土地，因為殖民者留下的這個國家框架容納不下他們各自的歷史和訴求。

季博達站了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剛果河上的晚風吹進來，帶著水草的清香和遠處漁村的炊煙味。他深吸了一口氣，讓那種熟悉的氣味充滿自己的肺。他想起了卡桑加，想起了那個他從幾歲起就生活在那裡的、泥濘的、血腥的、沒有人性的難民營。卡桑加不是他的家鄉，他的家鄉在剛果東部的某個村莊，但他已經不記得那個村莊叫什麼名字了。他只記得那裡的土壤是紅色的，像血一樣紅。他現在腳下踩的這片土地，剛果金，也是殖民者在柏林會議上用鉛筆畫出來的。它不屬於任何一個民族，不屬於任何一個部落，不屬於任何一種文化。它是人造的，是虛假的，是建立在屍骨之上的。卡桑加勢力在這片虛假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真實的帝國，這個帝國超越了殖民者劃定的邊界，超越了民族和部落的隔閡，超越了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它用一種簡單而粗暴的方式——糧食、藥品、課本和子彈——把不同的人凝聚在了一起。這種方式不完美，有暴力，有壓迫，有不公，但它至少回答了那個最基本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在同一個國家裡生活？答案不是因為邊界線是這樣畫的，而是因為我們需要彼此。我需要你的糧食，你需要我的子彈；我需要你的藥品，你需要我的土地；我需要你的課本，你需要我的保護。這種相互需要的關係，比任何憲法、任何法律、任何邊界線都更牢固。

衣索比亞的內戰讓季博達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性——如果那個國家在他手中，他會怎麼做？他不會讓提格雷人打阿姆哈拉人，不會讓阿姆哈拉人打奧羅莫人，不會讓奧羅莫人打索馬利亞人。他會像在南部非洲一樣，先用武力把所有人壓服，然後用糧食和藥品收買人心，用教育和醫療改變觀念，用時間和耐心消磨仇恨。這條路很長，長到可能需要一代人、兩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時間。但至少，有人在走。他，喪彪，老鼠，狂龍，還有那些在卡桑加集中營裡接受改造的、曾經拿著槍和他作對計程車兵們，他們都在走。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有人摔倒了，有人停下了，但沒有人回頭。

季博達從窗前走回辦公桌，坐下來，拿起筆，在筆記本上寫下了幾個字——“衣索比亞”。他在這幾個字下面畫了一條線，然後線上的下面寫了兩個字——“觀察”。他現在沒有精力也沒有資源去介入衣索比亞的內戰，西大的航母還在大西洋上朝著莫三比克海峽駛來，喪彪的前線還需要他的支援，林參贊那邊還沒有給他關於“東風”的確切答覆，狂龍在印度洋的三個島國上還在進行人口置換，老鼠在西撒哈拉的三十萬人的吃飯喝水問題還需要他協調。他現在分身乏術，但他不著急。因為衣索比亞的戰爭不會很快結束，它有可能會打很久，久到他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完手頭的事，然後把目光投向那個古老的、驕傲的、正在自我毀滅的國家。到那時，也許他會做點什麼。也許不會。他還沒有想好。但他不想讓自己錯過一個機會，一個改變另一個國家命運的機會。

剛果河上的暮色越來越深了，河面上的漁火一盞一盞地亮了起來，像天上的星星倒映在水裡。季博達看著那些漁火，想起了一個古老的非洲諺語——“如果你想走得快，一個人走。如果你想走得遠，一起走。”他不知道是誰發明了這句諺語，也許是一個部落的智者，也許是一個路過的商人，也許只是一個在星空下趕路的老人。但不管是誰，他說得對。卡桑加勢力能走到今天，不是因為他季博達有多厲害，而是因為他不是一個人。他有喪彪在南部非洲開疆拓土，有狂龍在印度洋上攻城略地，有老鼠在西撒哈拉默默耕耘，有十三太保在十三個國家裡充當釘子，有那些在卡桑加集中營裡接受改造的、很快就會變成生產建設兵團成員的、曾經是敵人計程車兵們。他們都在走，朝著不同的方向，但踩在同一個節奏上。

辦公室裡的燈光把季博達的影子投射在牆上，影子很長，很瘦，像一根黑色的指標，指向非洲大陸的深處。他拿起桌上的內部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電話那頭傳來秘書的聲音。“季先生。”季博達的聲音平靜而低沉，“給我接情報部。讓他們把衣索比亞內戰的詳細資料整理一份送過來。包括雙方兵力部署、控制區域、外部支援方、領導人的背景和訴求。越詳細越好。”電話那頭傳來周秘書簡短的回答，“明白。”季博達結束通話了電話，靠在椅背上，閉上了眼睛。他的眼前浮現出一幅畫面——衣索比亞的高原上，煙霧瀰漫，炮聲隆隆，人們在奔跑，孩子們在哭泣，老人跪在地上望著天空，不知道在向誰祈禱。他不知道這幅畫面會不會有一天變成另一幅畫面——學校裡的孩子們在讀書，診所在給病人看病，市場上有人在買賣糧食，田裡的莊稼在陽光下生長。他不知道，但他想看到那幅畫面。不是為了別人，是為了他自己。因為他已經看夠了第一幅畫面，看夠了戰爭、死亡和廢墟。他想看看不同的東西，哪怕只是透過電視螢幕。

西撒哈拉的海岸邊，老鼠計程車兵們正在夜色的掩護下加固陣地。他們用麻袋和沙土壘起了一道道矮牆，矮牆後面架著機槍和迫擊炮，炮口指向大海的方向。雖然這片海域目前還沒有任何敵對艦艇出現，但老鼠不是一個會等敵人來了再做準備的人。他讓人在每一個定居點外圍都修建了防禦工事，工事是隱蔽的，從遠處看只是一些不起眼的沙包，但走近了就會發現，那些沙包後面的射擊視野極其開闊，可以覆蓋整個登陸場。一個年輕計程車兵蹲在沙袋後面，手裡握著一把步槍，眼睛盯著夜視儀裡那片綠瑩瑩的世界。夜視儀裡什麼都沒有，只有沙地、灌木和遠處模糊不清的海面。他的眼睛有些酸，但他不敢眨眼，因為他知道敵人的眼睛可能也在這個時候，透過某個鏡頭，在盯著他。他不知道敵人是誰，不知道敵人在哪裡，甚至不知道敵人會不會來。但他知道一件事——他不能睡。因為他睡了，他的戰友就可能死。這個簡單的邏輯支撐著他在每一個漫長的夜晚保持清醒，支撐著他在無數個沒有黎明的黑暗中睜大眼睛，支撐著他成為這片荒漠上的一盞不滅的燈。

遠處，一個薩拉威牧人的帳篷在月光下泛著灰白色的光。帳篷旁邊拴著幾頭駱駝，駱駝在反芻，嘴巴緩慢地嚼動著，發出輕微的、有節奏的聲音。牧人坐在帳篷門口，手裡端著一碗駱駝奶，慢慢地喝著。他看著遠處那些黑皮膚的、穿著軍裝的外來者，看了很久，然後端起碗喝完了最後一口奶，站起來，拍了拍袍子上的灰，轉身走進了帳篷。駱駝也站了起來，跟著他走進了夜色中。風從海面上吹來，吹平了駱駝在沙地上留下的腳印，吹散了帳篷旁邊篝火的餘燼，吹動了月光下的一切，除了那些蹲在沙袋後面的、睜著眼睛的、不敢睡覺的年輕人。他們是這片荒漠上最堅硬的東西，比岩石硬，比沙暴硬，比時間硬。因為他們有信念，而信念是這世上唯一比子彈更硬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