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劉春曉怎會猜不到幾分緣由？他每次語氣含糊時，多半是遇上了棘手的事。但她從不多問，只把擔憂折進那句“別總熬那麼晚”裡，像在他緊繃的弦上，輕輕墊了塊柔軟的棉絮。

夜色漫上來時，顧從清看著辦公桌堆積的檔案，忽然想起臨行前春曉塞給他的那包茶葉，罐身上貼著小紙條：“熬夜時泡，比咖啡溫和些。”他摸出茶罐，沸水注入的瞬間，清香漫開來，在滿室的檔案氣息裡，漾出一點家的味道。

顧從清手裡的摩托羅拉手機，是實打實的90年代款——機身厚實得像塊小磚頭，銀灰色的外殼帶著磨砂質感，翻開翻蓋時能聽到“啪”的一聲脆響，最顯眼的是頂端那根可以拉出半尺長的黑色天線，得豎起來才能保證訊號通暢，活脫脫像個迷你對講機。

他買了三部，自己一部，劉春曉一部，連海英都有一部小號的。海英拿到時稀罕得不行，整天把這“大塊頭”別在褲腰上，跟同學炫耀“這是行動電話，走到哪都能接”，課間還特意拉著馬科斯躲到操場角落，撥個號碼聽那“嘟嘟”的撥號音，覺得比任何玩具都神氣。

劉春曉卻是對著價籤直皺眉。90年代的美元購買力可不低，兩千多美元一部的手機，在她看來簡直是“奢侈品”。她捧著那沉甸甸的機身，摩挲著上面的按鍵，跟顧從清唸叨：“咱們在使館有座機，出門也少，花這錢幹啥？夠給海英買一整年的書本了。”

顧從清正幫她把號碼存進通訊錄——那時候的手機可沒什麼觸屏，得按數字鍵一個個輸，輸錯了還得按“清除”鍵重來。他頭也沒抬地說：“方便。你去學校上課晚歸，我能隨時找到你；海英跟同學出去玩，一個電話就知道在哪。”他頓了頓，把天線輕輕推回去，“這年代，能隨時聯絡上，心裡踏實。”

劉春曉嘴上抱怨，心裡卻明白他的意思。那陣子使館事務多，顧從清常常臨時加班，有了手機，他能提前打電話說“不用留飯”；她去社群大學教課，遇上暴雨堵車，也能趕緊告知家裡“別擔心”。只是每次掛電話前，她總不忘加一句：“長話短說啊，這漫遊費貴得咬人。”

就像剛才那通電話，顧從清站在走廊裡，舉著手機，天線斜斜地指向上空，聽著劉春曉在那頭說“海英剛才拿手機砸核桃，把按鍵磕掉個漆”，忍不住笑出聲。這90年代的“大塊頭”雖笨重，卻像根看不見的線，把隔著時差和忙碌的一家人，緊緊連在了一起。

掛了機，他把手機揣進西裝內袋，那沉甸甸的分量硌在身上，卻讓人覺得安穩。90年代的風從走廊吹過，帶著新舊交替的氣息，而這小小的“磚頭機”裡，藏著的是一個丈夫和父親，最實在的牽掛。

顧從清心裡的弦總繃著，不是沒緣由的。近來局勢像被風吹亂的棋局，街頭巷尾偶爾能撞見警燈閃爍，新聞裡的訊息也總帶著幾分緊繃。在異國他鄉，腳下的土地再熟悉，終究不是故土，一絲風吹草動都足以讓人警醒——他見過太多看似平靜下的暗流，自然不敢有半分鬆懈。

除了那幾部沉甸甸的手機，他還給海英的書包側袋裡塞了個巴掌大的玩意兒。那東西是他託人從安全器材店找來的，算不上什麼高科技，灰撲撲的塑膠殼，上面就一個凸起的按鈕。

“這是啥呀？”海英第一次摸到它時，好奇地翻來覆去看。

顧從清正幫他整理書包帶，聲音放得很輕：“這是求救器。要是遇上不認識的人跟你搭話，或者覺得害怕，就使勁按這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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