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口的老槐樹又開花了，米白色的花瓣落得滿地都是，踩上去軟乎乎的，像踩著一整個春天的夢。陳阿婆坐在槐樹下的竹椅上，手裡攥著半塊沒吃完的桃酥，眼睛望著巷口進進出出的人，渾濁的眼珠裡像落了層槐花粉，模模糊糊的。她今年八十七了，耳朵背，記性也差，常常坐著坐著就忘了自己要做什麼，可只要有人經過時說句“阿婆，今天天好”，她總會咧開沒牙的嘴笑，露出牙齦上淡淡的紅暈，像個害羞的小姑娘。

這條巷子叫槐樹巷，住的大多是些老人，牆皮斑駁得像老人臉上的皺紋，晾衣繩上掛著的藍布衫、花褲頭在風裡晃悠，跟巷子裡飄著的飯菜香纏在一起，有股說不出的踏實。陳阿婆住的是最裡頭的老房子，木門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暗紅色的木頭，門環是銅的，摸上去光溜溜的，是她老伴在世時每天擦三遍擦出來的亮。

三十年前，這裡可不是這樣。那時候巷子裡擠滿了年輕人，腳踏車鈴叮鈴鈴響個不停，放學的孩子追著跑，把槐花瓣踢得滿天飛。陳阿婆那時候還不算老，五十多歲，頭髮黑黢黢的，梳著齊耳短髮，每天天不亮就起來生煤爐，藍灰色的煙從煙囪裡冒出來，混著隔壁張屠戶家殺豬的吆喝聲，是巷子一天的開場。

她那時候在巷口開了個小賣部，其實就是把自家臨街的一間小屋收拾出來，擺著油鹽醬醋、針頭線腦，還有孩子們愛吃的橘子糖。櫃檯是她老伴用舊木板釘的，邊緣被磨得圓潤，上面總放著一個缺了口的搪瓷缸，裡面泡著濃茶，是給來往的熟客準備的。

常來的有個叫林小滿的姑娘，十七八歲，梳著兩條麻花辮，辮梢繫著紅綢子，一甩一甩的。她在巷尾的紡織廠上班，每天早上路過小賣部，總要買兩個肉包子，有時候還會多要一顆橘子糖，說是給同組的師傅帶的。陳阿婆知道，那糖十有八九是她自己吃的，小姑娘嘴角沾著糖渣的樣子，像極了自家早逝的小女兒。

“阿婆，今天的包子餡兒鹹了。”林小滿咬了一口包子，皺著眉頭說，眼睛卻笑得彎彎的。陳阿婆就會假裝生氣地敲敲櫃檯：“鹹了才有力氣幹活，你這丫頭，吃我的包子還挑三揀四。”嘴上這麼說，第二天準會讓老伴少放半勺鹽。

林小滿愛跟陳阿婆聊天，說紡織廠的事，說哪個師傅的手最巧，說機器轉起來像唱歌，說她攢了錢想給鄉下的爹孃買臺洗衣機。陳阿婆就坐在小馬紮上聽，手裡納著鞋底，時不時應一聲，針腳在布面上密密麻麻排著隊，像她們說不完的話。

有一回，林小滿哭著跑進來，辮子散了，紅綢子掉在地上，沾滿了灰。她說廠裡丟了批棉紗，組長懷疑是她拿的，因為她前幾天說過想給家裡扯塊新布。陳阿婆沒多問，拉著她坐下，給她倒了杯熱水，又從櫃檯底下摸出塊芝麻糕，塞到她手裡：“吃，吃飽了才有力氣跟他們講道理。”那天下午，陳阿婆關了小賣部，拄著柺杖一瘸一拐地去了紡織廠，跟廠長說了半天，唾沫星子濺了對方一臉，最後愣是讓保衛科調了倉庫的記錄，證明林小滿那天根本沒去過倉庫。

林小滿後來請陳阿婆吃了碗陽春麵，加了兩個荷包蛋，蛋黃流心的那種。她邊吃邊說：“阿婆，等我發了工資，給您買塊新布料，做件褂子。”陳阿婆笑著擺手：“我這老骨頭，穿啥都一樣。”可心裡卻暖烘烘的，像揣了個小太陽。

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年多，林小滿突然不來買包子了。陳阿婆等了三天，心裡發慌，拄著柺杖去紡織廠問，才知道姑娘跟一個跑運輸的司機走了，去了南方，說是那邊機會多。有人說她傻，放著好好的工作不幹，跟著個陌生男人跑那麼遠；也有人說她有志氣，不想一輩子困在巷子裡。陳阿婆沒說啥，只是那天晚上，她把林小滿常坐的小馬紮擦了又擦，擦得木紋都發亮。

小賣部的搪瓷缸裡，從此少了一個常來喝茶的人。陳阿婆還是每天天不亮就生煤爐，只是煙好像比以前淡了些；橘子糖還是擺在原來的位置，只是買的孩子換了一茬又一茬。有回她整理櫃檯，從角落裡摸出一根紅綢子，上面還沾著點槐花粉，她愣了半天，才想起是林小滿掉的那根，不知怎麼就被掃到了櫃檯底下。她把紅綢子洗乾淨，晾在繩上，風一吹，像個小小的火苗在晃。

老伴是五年後走的，走的時候很平靜，早上還跟陳阿婆說想吃她做的南瓜粥，中午就沒再醒過來。陳阿婆沒哭，只是在收拾他的遺物時，發現他枕頭底下壓著個小本子，上面記著小賣部每天的收入，最後一頁寫著：“小滿這丫頭，今天又多拿了顆糖，沒給錢。”字跡歪歪扭扭的，是他年輕時在掃盲班學的。陳阿婆摸著那行字，突然就哭了，眼淚砸在紙頁上，暈開一小片墨痕，像朵沒開的花。

老伴走後，陳阿婆就關了小賣部，把櫃檯改成了花架，擺上了仙人掌和太陽花，都是些好養活的。她開始像現在這樣，每天坐在槐樹下，看著巷子裡的人來人往。有時候會有放學的孩子好奇地問她：“奶奶，你在等誰呀？”她就笑，說：“等風呢，風來了，花兒就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