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臥室俯視出去，我看見公園不遠處搬來一戶人家，還養了一群哈巴狗，大約五六隻活潑可愛的小東西們，沒有一隻像常見的小狗那樣因為超重而胖胖乎乎。我常在清晨看到它們四處溜達，看著它們，我感到內心一陣刺痛，因為我一直都很想養只哈巴狗，但現在，我知道這已經不太可能了。你想想，我已經這麼老了，卻還想買只狗來陪我散步，這對小狗也太不公平了吧。當然，我也可以找人幫我遛狗，可是，養狗最大的樂趣不就是和它一起到處溜達嗎？看著它發現新路時興高采烈，解開牽狗繩時歡欣雀躍，高興地在草地上跳來蹦去，還不時開心地回頭看看你是不是跟在後面。我本來也有一隻狗，現在年事已高，相對而言，狗兒和我的年紀也差不了多少（我今年八十九了）。除了每天給它喂的那點兒狗糧以外，它已別無所求，但我還是很喜歡看別人家的小東西們高興地忙前忙後。

我是在狗的陪伴下長大的，所以不太理解為什麼有些人不喜歡狗。這種動物被人類馴養的歷史很久了，與人生活在一起似乎天經地義，如虎入叢林一般自然。它們已成為人類能透徹瞭解其情感的唯一動物種群。它們的情感與人類何其相似，只是看起來形式簡單些罷了。當一隻狗焦慮、憤怒、飢餓、迷惑、快樂或充滿愛意時，它將這些情緒以最純潔的形式呈現出來，我們也能感受得到，只不過人類的這些情感早被日益增長的複雜人性扭曲變形了。狗和人類因此在簡單卻深刻的層面彼此相通，我多想再養一隻黑色絨臉小哈巴狗，重新體驗這一切啊，可是不行，不可能了！

今天早晨我還發現了另一件顯然也不再可能的事情。我不久前在湯普森-摩根園藝種苗公司的植物郵購目錄裡看到一張樹蕨的照片，標價十八英鎊①，對這麼一個新鮮玩意來說，這個價格倒也公道。要知道我幾年前在多明尼加的森林裡就愛上了樹蕨。打那時起，我就知道這類植物在英式花園裡可以成活，因此我打電話訂購了一棵。今天上午，包裹到了。我當然知道不可能收到一棵和照片上一模一樣的大樹，但我本以為會是個相當大的包裹，沒準還需要特別投遞呢。結果我卻收到一個不足十二英寸②的普通郵包，裡面放著一個三英寸大小的罐子，罐子裡頭，四片脆弱的小葉子剛剛冒出頭來。我不知道樹蕨生長速度快慢，即使長得很快，我也不大有希望看得到這株小苗在我家花園裡長大，長成我想象裡的樣子了。當然我會盡量讓它在罐子裡朝這個方向努力，至少希望能堅持到從罐子裡移植到地上，我想它未來的樣子應該不錯，可是，總難免覺得這種努力有些不值得。這事讓我想起簡·里斯③常說的一句話，她每次喝醉了，就說：“我有點醉了，好吧，我醉得厲害。”關於變老這件事，她從未說過：“我有點難受，好吧，我難受得厲害。”但毋庸置疑，若不是因為她太痛恨或太害怕變老才絕口不提，否則她一定會這麼說的。

簡是我的反面教材之一，她向我展示了人如何逃避想起變老這一事實。對她來說，未來充滿了怨恨和絕望。有時她會很挑釁地宣稱要把自己幾近灰白的頭髮染成鮮紅，但從未實施，而沒這麼做的原因，我想倒不是因為她沒有精力去做，而應該歸功於她依然還有那麼點理性，知道這麼一弄她自己看起來一定相當詭異。有時，當然這種時候很少，在稍微喝點酒之後，她會感覺好一些。但大多數時候，一喝酒她就牢騷滿腹、脾氣暴躁。她覺得變老會讓她的生活悲痛悽慘，也確實如此吧。儘管有一次她深陷這種悲慘狀態時，絮絮叨叨抱怨的是一些不那麼重要的其他事情。而真正導致她覺得悲慘的頭等大事，永遠不能觸及。但她也說過一次，說已經預備了自殺藥包以防萬一。她最近幾年都必須靠安眠藥入睡，因此在床頭櫃抽屜裡攢了很大一堆藥片。如果情況太糟，也許能用上。情況從未變得太糟吧，因為她去世後我檢查了她的抽屜，那堆藥片完好無缺。

生於保加利亞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埃利亞斯·卡內蒂④是我看到的另一個反面教材，他挑戰死亡的方式與簡的惶恐不安相比顯得更加愚蠢。作為一個典型的中歐人，他遵循傳統，一旦遇到不可理解之物就建立一套抽象思維體系來對付，但這種思維與很多英國人的想法並不相宜，結果是他過高估計了自己的想法，竟發表了整整兩大本自己寫的格言。我從未見過此人，但我知道這些書，因為我就在其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工作。卡內蒂以從納粹德國逃脫的難民身份在英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卻非常激烈地與英國人作對，也許是認為英國人不承認他的才華（他當時還沒有獲得諾貝爾獎），他決定永不在此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湯姆·羅森塔爾後期接管了出版社後，他想起湯姆曾經對他不薄，終於同意讓我們出版他的書。但條件是必須先出那兩大本格言集，並且必須連書面封套都按美國版本複製，原因是那個版本的每一個標點符號他都已經確認過。如此一來，他的英國編輯，也就是我，除了再次拜讀一遍他的大作之外，沒什麼需要做的，這讓我倍感恥辱。應該承認，他寫的很多格言都言簡意賅，其中一些還談得上有些見地，但總的來說，那是多麼以自我為中心的浮誇之文啊！讀到最後，他的文字簡直變成了胡說八道，重複內容隨處可見，宣稱自己“拒絕死亡”，終於讓我忍無可忍。

後來我認識了他過去的一個情人，奧地利畫家瑪麗·路易斯·莫泰希茨基。 當時這個女人正優雅地邁入八十高齡，儘管她的身體正因嚴重的帶狀皰疹忍受著劇痛，儘管她的人生經歷已將她擊潰，但她絕對是值得人們多看兩眼的人物。

認識她純屬偶然。當時我的朋友瑪麗·赫爾登正打算在倫敦漢普斯特德區租一間房子，既作臥室又兼起居用。有一天，她告訴我說遇到一個非同尋常的老女人，有個很不錯的房間，遺憾的是房間不太符合她的想法。不過，這個女人讓她印象深刻，所以她已經邀請這女人去喝茶了，而且想讓我也去見見。這個女人到底有何值得稱道之處？見面自然就知道。但不管怎樣，瑪麗覺得這個女人至少曾經是卡內蒂的情人，她的書架上堆滿了曾屬於他的書籍，她的房子也曾屬於他。我於是去和她們喝茶，這個女人確實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非常有趣、溫暖、有魅力，而且隨性。當她聽說我是卡內蒂的圖書編輯後，立刻興奮起來，也不管我是不是從未見過他，就很投入地對我說起他們之間的事，如何在做了二十多年朋友和情人後，才發現他原來有妻室兒女。她說她知道這事聽起來有點不大可能，主要是因為她一直生活在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裡，照顧自己的母親。她們母女是在希特勒進攻奧地利時（她家那時還很富裕高貴）從維也納搬到英國的。這種孤絕的生活讓她無從瞭解他的其他女人，實際上她從未向我提及她是否知道他還有其他女人，只說發現了他的婚姻令他們的關係痛苦而急速地收場。她越說，我越覺得她似乎已經被卡內蒂，以及她最近剛剛去世的高壽母親，耗盡了整個生命，只留下無盡的空虛……但奇怪的是面對瑪麗·路易斯，我並不覺得有真正的空虛之感。

瑪麗告訴我，她覺得瑪麗·路易斯在畫畫。不久後我去她漢普斯特德區的家裡拜訪時，儘管看見滿屋都是有意思的裝飾和畫作，但卻沒見任何東西出自她手。但她確實偶爾提及自己的作品，於是我問能不能見識見識，我問得很緊張，相當緊張，因為如果畫作很糟的話，情況就可能非常尷尬。帶著這種焦慮，我跟隨她走進臥室，房間很大，很高，其中一整面牆都是龐大的嵌入式櫃子，她開啟櫃子，一架架堆積如山的畫作映入眼簾，她抽出其中兩幅，我立刻驚呆了。

這個甜蜜、有趣、脆弱的老女人是個真正的畫家，貨真價實，幾乎能與馬克斯·貝克曼⑤以及科柯施卡⑥相提並論。要表達這種感覺真不太容易，我不能直接說：“哦天啊，你真的是個畫家啊！”因為如果我本來就把她當作個畫家，那這樣評價她的作品就真的有點失禮了。我忘了當時我都說了些什麼，很可能急中生智下說得還不錯，因為從那之後她就開始願意說自己的作品了，對這一結果，我深感欣慰。她談論繪畫時感覺非常棒，這下我恍然明白，為什麼從她身上我看不到空虛之感。她是那種擁有最大幸運的典型例子，不管經歷了怎樣的苦難，卻天生能成就事業。

但還是有些事讓我心裡隱隱憂慮，那些作品躺在臥室的櫥櫃裡凋零，有什麼意義呢？後來她的作品有兩三件入選歐洲公共收藏，不久前歌德學院還舉辦了她的作品展。但依然有一個荒唐事，人們總會情不自禁地推理說卡內蒂和她的母親要對她的命運負責，說他們兩人都是啃食她的“食人族”。卡內蒂是個自我中心主義者，她母親則是過分依賴她（她告訴我說，有一次她必須出門二十分鐘買點日用品，她母親就哀嘆“可如果你回來前我死了怎麼辦呢”）。當然她們在英國生活期間，與她的作品有關聯的同時代德國表現主義畫作，亦很少獲得尊重，這對她難以踏入藝術殿堂也有所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