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坖略一思考之後，命令嚴紹庭將這些事情再詳細查明之後上奏。

而在朝廷上下，針對朋黨的打擊也在首輔王錫爵的領導之下開展了，其實大明官員都是很清楚朋黨最大的來源是哪裡，就是學校，只不過之前朝廷以興學作為主要的政策，除了嚴厲禁止私自講學之外，對於其他的事情管理相對比較鬆懈。

但是這次朝廷對於學校肯定是嚴厲加以管理的了，王錫爵指令學部，制定規矩，禁止生員妄議朝政，按照學部所制定的規則：“往來相引，議論他人長短，因而交結為非；在校生員，或千數之廣，或七八百人以為中，或百人以為下，體知有等無志之徒，往往不行求師問道，專務結黨恃頑，故言飯食汙惡。是後如有此生事者，具實奏聞，令法司枷鐐禁錮，終身在學役使，以供生徒。”

內閣和部院主要是打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防止有些學生借言事而謀求科舉之外的進用之路，打亂正常的仕進規則 ；二是士大夫學生聚集一起，具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若不加以限制，勢必會對官僚系統帶來強大壓力，進而影響朝政。

學部左侍郎呂坤也上疏稱：“學校諸生非吏也，所習不盡刑名比詳。雖習之，猶未從政，輟業不修，以幹當途之善敗，則士侵官而吏失守。士所欲惡，不盡當官成，又不與齊民同志。上不關督責之吏，下不徧同列之民，獨令諸生橫與政事，恃誇者之私見，以議廢置，此朋黨所以長，宜重法繩之。”

朱載坖當即予以御批：“著該部與法司詳議，訂立條款，使生徒知朕非不教而誅也。”

而大學士王家屏也上疏，他認為現在的重點就是要止爭，現在朝廷上下爭辯不斷，正如宋之故事，這種不斷的爭辯最終必然會演變為朋黨。

所以王家屏在奏疏中說道：“大臣不能持之於上，乃以委之於群工，於是而爭者競起矣。其所爭者正也，乃以正而爭者成乎風尚，而以爭為正。越職弗問矣，雷同弗問矣。以能言為長，以貶削為榮，以罷閒為樂，任意以盡言，而惟恐不給。乃揆其所言，非能弗相刺謬也；非能弗相剿襲也；非能無已甚之辭，未然而斥其然也；非能無蔓延之語，不然而強謂然也。撟舉及於纖微之過，訐謫及於風影之傳，以激天子之厭惡，以授群小之反攻，且躍起而自矜為君子，而君子小人遂雜糅而莫能致詰。”

王家屏的看法是很簡單的，這種所謂不斷鬥爭，是沒有所謂的小人、君子的，對於朝廷來說，這樣的爭辯沒有任何意義，所以必須要予以杜絕。

而羅萬化、陳於陛也向朱載坖上疏，明確指出現在士人和官場風氣的三大弊端，好道學之名、好氣節之名和好文章之名，其中對於朝廷來說最要命的就是好氣節之名，這也是朱載坖多次打擊過的事情。

陳於陛在奏疏中陳述道：“世尚氣節，則以氣節為名。自清而濁人，自矜而屈人。以觸權臣為高，以激君怒為忠。行政非有大過，必力爭之；任人非有大失，必力去之。相援相攻，其徒蜂起而為之助。不勝，則竄於遠方，杖於闕下，磔于都市。天下之士聞之，益高其義，莫不鼓行而往，願為之繼也。此則朝廷之大患，朋黨之源流也。”

這點確實是極為重要的，本朝從弘治以來，士風就日益不正，好爭鬥，尚搏擊，一點小事，就要整的整個朝廷雞犬不寧。

這種風氣，無疑是激化政治矛盾的重要原因。在這種風氣作用下，官員們都傾向於誇大問題的嚴重性，強調自己立場的正義性和堅定性，並以此進行政治動員，結成團伙、朋黨去抗爭，往往使得鬥爭雙方騎虎難下，形成零和博弈的態勢，這將加劇大明官場之中中各種勢力、集團的分化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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