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太子認為，聽取民意的事情，實際上是風憲官員的職責，巡按御史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收集地方的各種情況，然後向朝廷奏報，在專門成立一個機構，似乎是有些不必要的。

但是朱載坖認為是很有必要的，現在朝廷的巡按御史，確實是在負責收集民意，然後向朝廷奏報，但是朱載坖認為，這種自上而下的制度並不能夠使得資訊通暢，朱載坖認為，現在的巡按御史奏事的制度是有很大的缺陷的，首先就是獲取資訊的能力差。

巡按御史是朝廷派往地方或者是肩負特殊使命的欽差，地位十分之尊崇，同時任務也是很重的，巡按御史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監察上的，並不是放在獲取地方資訊上的，巡按御史不可能將獲取民間資訊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因為對於巡按御史來說，他們首先是監察官員，必須履行監察官員的職能。

還有就是巡按御史所獲取的資訊質量也很差，這點原因也並不複雜，巡按御史每天處理的公務十分之多，在這種情況下，巡按御史所能夠接待的人就很少，忙於處置監察事務，根本沒有足夠的精力來蒐集整理民意資訊，再向朝廷奏報，其次就是即便是巡按御史能夠想到做這些事情，他們所蒐集上報的資訊也是有失偏頗的。

朱載坖很清楚，巡按御史們能夠在地方接觸到的人，主要就是一些致仕的官員、當地的地主士紳、學子或者是富商巨賈，甚至這些人他們也只能部分接見，所能夠了解的資訊是十分之有限的，至於廠衛，更多的是秘密警察機關，他們雖然也是天子耳目，但是廠衛的偵緝重點在大案要案上，對於地方的民生細務，廠衛是不怎麼關心的，而且朱載坖也不認為過多的倚仗廠衛是一件好事。

所以朱載坖認為，應該設立一個專門的機構，聽取民意，為朝廷行政提供建議，同時對於地方官府尤其是地方督撫形成制衡，其實此事之前也有人提過，隨著大明戰事減少，之前也有人上疏朱載坖，認為祖宗治理天下，地方僅有三司，督撫之設，都不是朝廷經制之官，事畢裁撤，現在戰事減少，就應該回歸舊制，裁減督撫。

但是朱載坖認為，三司分治，到時候互相掣肘，難以成事，現在朝廷還是需要督撫作為地方長官的，尤其是督撫的兵權已經受到了極大的限制，督撫對於朝廷威脅最大的兵權被收走之後，再想成為藩鎮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但是對於朝廷來說，除了消滅督撫成為反正的可能性之外，還有就是加強對於地方督撫的監察，這點也是很重要的。

巡按御史能夠很好的監察地方的州縣官吏，但是對於督撫，巡按御史就很無力了，因為督撫自己就是高階言官，雖然在督撫的設定之初，既系應地方之需要，而無全盤計劃，故關於巡臣的人選及撫區的劃定，皆無一定標準。初年所遣，除憲臣（即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外，尚書、侍郎及諸卿，被命出撫者，頗不乏人。

但是到了嘉靖朝，督撫的建制已經是非常之完善的，巡撫授僉都御史以上職務，總督授副都御使以上職務，他們自己就是都察院的高階言官，巡按御史要想對於他們進行監察難度是很大的，之前朝廷主意是透過部院的審計和朝廷的大計來對於這些督撫們進行監察，但是這種監察是週期性的，不能夠實施隨行監察。

而朝廷也不可能長期派遣高階言官對於這些督撫們加以監督，指望布政使甚至地方州縣正印對於督撫實施監督也是顯然不可能的，在朝廷的制度中，是督撫和巡按御史一道對於地方官員進行監察，而非地方官員對於督撫進行監察，所以朱載坖認為，對於地方的這些督撫，也必須加以制衡和監察，同時作為朝廷在地方的民意收集機構，向朝廷傳遞地方的民意，以供朝廷決策，這點是極為重要的。

朱載坖對太子說道：“各省亦應有采取輿論之所，俾其指陳通省利病，籌計地方治安，庶政公諸輿論，此則朕之意也。”

朱載坖的看法是很簡單的，就是從府到省然後到朝廷，設立一整套的民意機構，作為朝廷決策和施政的參考，更加廣泛的收集民意，同時朱載坖還找到了理論依據，就是太祖皇帝的四輔官。

在洪武十三年廢除丞相制度後，為建立新輔政體制而設立的過渡性官職。該職選任物件為年老耆儒及致仕官吏，分春、夏、秋、冬四官按月輪值，協助皇帝處理政務。因存在輔政效果未達預期、選拔標準模糊等問題，四輔官制度僅存續兩年，於洪武十五年被廢除。其廢止後，太祖皇帝改設殿閣大學士，成為大明內閣制度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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