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朱載坖還加強了對於皇長孫的教育，除了命令王錫爵、陳於陛兩位閣臣負責皇太孫的教育之外，還要加強皇太孫的軍事教育，之前是由戚繼光進講的，朱載坖現在命令由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徐渭進講軍事，同時陸繹也加少師兼少保，向皇太孫進講有關廠衛的一些知識，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事情，廠衛一向是被官僚集團所鄙視的鷹犬，但是朱載坖卻認為廠衛的作用很重要，是皇帝必須要掌握的力量之一。

朱載坖對於廠衛一向是非常重視的，他也要求太子和皇太孫重視廠衛，不僅僅要把廠衛當作天子鷹犬，也是皇帝重要的資訊來源，皇帝只有多方面的擴充套件自己的資訊來源，才能夠保證皇帝的決策不出錯誤，這點是朱載坖很清楚的，所以朱載坖要太子和皇太孫瞭解廠衛的執行方式。

同時朱載坖進一步放權給太子，讓太子揀選一批臣子，充任各部侍郎、少卿、僉都御史等官員，地方重要府縣的官員的人名太子也有了相當程度的權力，除了廠衛和軍中大將的任免權仍舊在朱載坖手中之外，太子的權柄也逐漸開始日漸增加，朱載坖希望透過這樣方式潛移默化的增加太子的權力，實現權力的正常交接。

而朱載坖本人則是將更多的精力的投入到了皇太孫的教育之中，對於朱載坖來說，能夠保證自己的政策在皇太孫這裡仍舊能夠施行的話，已經是朱載坖能力的極限了。除了簡任自己信重的官員為皇太孫講學之外，對於皇太孫的所有講義，朱載坖也親自審定，對於經義之學，朱載坖的要求是觀其大略即可，對於四書五經、聖人之道，皇太孫自然是要知曉的，但是不必過於精深，能夠了解就足夠了。

對於皇太孫來說，治亂之道，興亡之因才是關鍵的，所以朱載坖命令王錫爵等人以經史為綱，揀選歷代興亡治亂之要進講，同時對於商鞅、王安石等事蹟也要進行講解，同時要摒棄之前的一些看法，對於王安石還是要予以部分的肯定的，自兩宋以來，對於王安石都是持否定態度的。

對於王安石評價最溫和的竟然是他的政敵兼摯友司馬光，他的評價是：“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而朱熹對於王安石的評價的是：“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奸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本朝對於王安石的評價也是不高的，楊慎就認為：“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日：神宗之昏惑，合（周）赧、（胡）亥、（漢）桓、（漢）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溫為一人者。此言最公最明矣。”

但是朱載坖顯然不能全盤接受這個意見，朱載坖對於將王安石評價為奸臣甚至將靖康之變的責任推到他頭上的做法是不以為然的，朱載坖要求王錫爵等擯棄舊見，以熙豐之事，輯錄進講，王錫爵和陳於陛就此事請求召見。

朱載坖在無逸殿召見了兩位閣臣，王錫爵等人是和朱載坖商量皇太孫的講義問題，朱載坖要求為皇太孫進講熙豐之事，而且要對於王安石的看法不必過於極端，兩位輔臣就此事來請求朱載坖上諭，進講熙豐之事，固然是應該的，但是對於其中如何評價王安石等當事之臣，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朱載坖首先就問道：“卿等以為何如啊？”

王錫爵說道：“陛下，宋儒多非熙豐之事，謂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故多非其事。”

對於這點，朱載坖也是很清楚的，自兩宋以來，對於王安石的評價就不高的，尤其是在兩宋當時，很多人認為王安石開啟了黨爭，對於北宋的滅亡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本朝對於王安石的看法自然不可能很高，尤其是太祖皇帝對於王安石做了否定的評價，重八哥就認為：“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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