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朱載坖的這份詔書，很多重臣其實是有些不能理解的，是否纏足，其實是一件百姓的私事，朝廷對於這些事情加以干涉，本就是一個有些過分的，他們認為朱載坖以嚴旨的形式禁絕此事似乎是有些說不過去的，對於這些奏疏，朱載坖也予以了批答。

朱載坖認為，纏足陋習，本就始於南唐宮廷，這是亡國之徵，絕非什麼好事，當年李煜在南唐宮廷之中首開纏足之風，按照史料記載：“李後主宮嬪窅娘，纖細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節纓絡，連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迴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皆效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黑月常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知紮腳自五代以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

後來李煜入宋之後，將纏足的風氣也從南唐帶入了兩宋，從兩宋開始，纏足之風開始盛行，從北宋中後期至南宋後期，纏足從舞蹈裝飾成為生活裝飾，流行於宮廷貴族、上層社會，視為尊貴、富有的標誌。如南宋初年，大將劉光世的家妓纏足；《宋史》卷六十五記載宮女都束足纖直，名快上馬；南宋劉過《沁園春·美人足》“稱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憶金蓮移換”。而徐積有《詠蔡家婦》“手自植松柏，身亦委塵泥，但知勒四支，不知裹兩足。”可看出普通家庭勞動婦女是不纏足的。

而且這個時候的纏足，主要是舞姬、家伎或者宮女等流行的，和後來的纏足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舞伎纏足的最初動機很可能是希望足部更加纖巧且有緊束感，這樣會有利於舞蹈動作的展現。具體而言，相較穿鞋而舞，纏足且只穿襪不穿鞋起舞時襪與腳的貼合度顯然更高，如此腳的感知力會更強，腳部細緻入微的動作也可更為細膩地展現出來，相應的舞步就會更加靈活、敏捷。因此舞伎只會將腳儘量纏緊或纏小，而不會使腳部骨頭嚴重變形，以致影響跳舞，否則就背離了舞伎纏足的初衷。

到了前元，對於纏足就已經有些病態了，前元對於纏足頗為推崇，纏足之風甚盛，元曲中多有戲詠之者。如貫雲石《陽春曲·金蓮》，仇州判《陽春曲·和酸齋金蓮》，張可久《水仙子·湖上即事》，徐再思《水仙子·佳人釘履》，呂止庵《夜行船詠金蓮套》，無名氏《端正好·相憶套》，《貨郎兒·靜悄悄幽庭小院套》，《集賢賓·憶佳人套》等。文人是一個時代審美的展現者和風向標，此時文人筆下描寫的“一步一金蓮，一笑一春風”正是最典型的美態，可見以小腳為美的審美觀念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

到了本朝，纏足之風已經是盛行了起來，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家庭和南方，纏足之風盛行，甚至已經開始在向平民家庭擴散，這對於朱載坖來說絕非好事，朱載坖認為隨著大明經濟的發展，對於勞動力的需求肯定會是越來越大的，對於朝廷來說，再將這些婦女纏足，禁錮在家中絕非好事，像紡織等行業，是需要大量婦女作為勞動力的，所以朱載坖下詔禁止纏足，主要是為了保證朝廷的勞動力。

同時朱載坖本人對於纏足也是極為厭惡的，朱載坖在上諭中明確將纏足列為了亡國之徵，要求予以嚴厲禁止，除此之外，自然就是對於官員的大計了，這次的大計，也是龍爭虎鬥，主要還是對於所謂江陵黨的征討，雖然張居正已死，但是江陵黨仍舊活躍在大明的政壇上，王國光等人仍舊受到朱載坖的重用。

他們繼續推行新政，自然是受到了一些官員們的嫉恨，同時這次大計也是一次比較尷尬的大計，由於首輔張四維和左都御史楊繼盛現在都抱病在家，本來對於大計影響最大的兩位重臣的臥病使得朱載坖對於大計的掌握力度大大下降，在內閣是申時行以次輔代行首輔職責，但是申時行本來就是老好人的性格，很多事情都是和稀泥的，和張居正大刀闊斧的改革相比，實在是過於平靜，以至於有點波瀾不驚。指望申時行為朱載坖貫徹自己的想法，實在是有些不太現實。

而代楊繼盛主持都察院的右都御史溫純倒是個很剛直的大臣，但是他威望不夠，很難擔當重任，而現在朱載坖需要一個相對狠辣的人物來幫助朱載坖震懾朝廷，朱載坖思來想去之後終於下旨，調原右都御史、總督南直等處軍務事勞堪署都察院事，兼提督大計衙門，朱載坖任用勞堪提督大計，當即在朝堂之上引發極為大的反響、

因為在很多官員的眼中，勞堪就是個酷吏，之前是張居正的打手，幫張居正剷除異己，同時推行張居正的一系列政策，而現在朱載坖都任用勞堪，在很多官員眼中就是朱載坖又要用勞堪這把刀了，所以他們紛紛上疏，認為勞堪不是主持大計的合適人選，連內閣都上疏，認為勞堪並非合適的人選。

但是朱載坖任用勞堪的決心已定，他直接御批申時行的題本道：“勞堪弱冠登第，仕途通達，當官廉白，橐囊蕭然，操守上佳，可以正士風，明法紀也。”

朱載坖任用勞堪的目的其實是很明確的，就是要敲打這些官員們，隨著張居正等人的去世，群臣中的一些人認為朱載坖對於朝堂的掌控能力有所下降了，同時朱載坖現在年紀也大了，精力不濟，很多事情都是太子在處理，他們現在又開始蠢蠢欲動起來的，但是朱載坖祭出勞堪這把刀，目的就是為了警告這些臣子們，不要以為朱載坖現在已經年老昏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