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對於如丘橓、丘雲章父子，楊四知等人，朱載坖和王錫爵的看法一致，就是純壞種，對於這種人，王錫爵等人也都是看不起的，但是這些問題不是朱載坖將王錫爵留下來的主要的問題，朱載坖將王錫爵留下來的問題是希望王錫爵闡述自己的看法。

和朱載坖的看法一致，王錫爵也認為不能夠對於張居正的評價進行變動，這點和朱載坖的想法是一致的，朱載坖很清楚在張居正評價上進行反覆的帶來的後果了，原本的大明朝，為什麼從張居正之後，內閣輔臣無一敢任事者？他們真的都是一幫只會和稀泥的廢物嗎？

朱載坖認為從嘉隆之後，翰林院和內閣輔臣確實存在處理實際政務能力不足的問題，但是者並不是內閣權力失衡的主要原因，即便是這些內閣輔臣們缺乏鍛鍊，但是他們畢竟是從萬千讀書人中走獨木橋考上來的，同時又宦海沉浮多年，經驗和眼光都還是具備的，真正的原因是內閣輔臣們都不願意任事了，從嘉隆以來的內閣輔臣的下場使得後來的輔臣們不敢放手施為了，只想著唯唯諾諾，保全身家。

從嘉隆以來，首輔楊廷和及其子楊慎，因為忤逆嘉靖被嚴懲，嘉靖七年，重定議禮諸臣之罪，楊廷和被定為罪魁。世宗降敕稱楊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以門生天子視朕”，將其削職為民。嘉靖八年，楊廷和去世，以庶民禮下葬新都城西父親楊春墓旁。

首輔楊一清，在政治鬥爭敗於張璁之手，後坐楊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為永志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閒住。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死。遺疏言身被蔑，死且不瞑。

首輔張璁，彈章不絕，因病致仕，已經算是嘉隆以來的首輔下場相當之不錯的了。

首輔夏言，鬥倒了張璁之後，被嚴嵩所鬥倒，身送西事，懸首都門，妻子俱流放。

而在夏言之後的首輔命運，因為有了朱載坖，所以有所改變，原本嚴嵩被徐階鬥倒，嚴世蕃處斬，嚴嵩老病於家中。而徐階在致仕之後，被高拱同樣的整的灰頭土臉，狼狽不堪的，而在徐階之後，內閣輔臣們甚至都難保了，殷士儋、趙貞吉等人和高拱激烈鬥爭，被罷斥，高拱一時權勢無兩，然後被張居正聯合馮保鬥倒，在鬥倒高拱之後，甚至借王大臣之案，禍及高拱，幸得楊博、朱希孝等人的救援，才沒有將高拱搞得灰頭土臉的。

至於張居正本人，生時權勢滔天，死後遭到清算，禍及子孫，而申時行雖然是小心翼翼，在文淵閣甘心當攪拌機，尚且不免於被天下所攻訐，而王錫爵不過是說了兩句公道話，其一是：“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其二是對於這些科道言官，王錫爵認為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言官們聽說後，引起公憤。紛紛上章彈劾，將此前舊賬又都搬出。

而在王錫爵之後的內閣輔臣，比之申王尚且不如了，對於他們來說，從嘉靖以來的這些輔臣們的遭遇，已經能夠說明問題的，忤逆皇帝的，不得好死，一意媚上的，一樣不得好事，搞三還的，下臺之後要被迫害，搞新政了，一個搞得時間短，黯然下臺，差點被清算。

而另一個呢？搞得時間長，活著的時候自然是權勢滔天，一時無兩，而一旦身死，立馬遭到清算，家破人亡，申時行兢兢業業的在文淵閣和稀泥，對於這些言官百般容忍，但是隻要被抓到機會，即被劾罷，王錫爵只不過對於張居正報以同情，稍微說了兩句公道話，就被科道群起而攻之，甚至連起復都要被這些言官們予以干擾。

在這種情況之下，後來的閣臣們哪個敢銳意進取？哪個又敢去忤逆皇帝？忤逆皇帝的，楊廷和、夏言就是例子，想搞改革，銳意進取的，高拱、張居正就是例子，甚至首輔都不敢有明確的政治主張，畢竟申時行、王錫爵的現例子就擺在這裡，內閣輔臣能夠有什麼作為？或者說他們敢有什麼作為？去當下一個夏言、嚴嵩還是高拱、張居正？

所以朱載坖即位之後，對於閣部重臣，都是採取加以保全的措施，嚴嵩離任之時，朱載坖制止了徐階對於嚴嵩的清算，而在徐階當政和致仕之後，朱載坖雖然對於徐家投獻田產之事予以了追究，但是還是保留了元輔重臣們體面，沒有過分窮究此事，甚至在之後扶持徐家從地主變為了東南的紡織巨頭，實現了從士紳地主到工場主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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