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朝廷的科舉取士和學校來說，教官也是很重要的團體，朱載坖認為，這些教官是朝廷教育生員的重要途徑，朝廷透過各級的官學和這些教官們來負責對於這些生員們的教化，他們的作用是極大的，但是現在教官逐漸冗濫，由於官學的破敗，這些所謂的教官也是因循苟且，得過且過罷了。

朱載坖下旨任命蔡國熙為禮部左侍郎署總理學政衙門事，開始整頓大明的各級學校和生員，對於朱載坖任命蔡國熙擔當這個職務，很多人是有看法的，原因很簡單，蔡國熙並非翰林院出身，而禮部作為大明的清貴之所，禮部的尚書和侍郎一般都要求是翰林出身的人選，但是朱載坖顯然不是這麼看的，他現在需要一個作風強硬，能夠幫朱載坖大力整頓學校的官員，非蔡國熙莫屬了，朱載坖原本是打算啟用沈煉的，但是沈煉已經病重，所以朱載坖才任命了蔡國熙總理學政。

蔡國熙一上任，就向朱載坖建議嚴格考核這些教官，蔡國熙在奏疏中說道：“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學皆善，須禮待之。若一次考驗學問疏淺及怠於訓誨，姑且誡勵，使向進改過，若再無進不改，量施決罰，三考仍無進不改，送吏部罷黜。若貪淫不肖顯有實跡者，不必考其文學，即具奏拿問。”

蔡國熙的建議得到了朱載坖的支援，朱載坖授權蔡國熙先會同吏部對於大明的各布政使司的學政予以考核，先將各地學政以及學政衙門搭建起來，才好對於大明的整個科舉取士的制度進行整頓。

對於提學以及提學衙門的副使、僉事等官員的選任，朝廷上下也進行了討論，由於學政衙門是專門管理學校、科舉的衙門，和一般的衙門是有所不同的，重臣們認為，提學官員的資格也是很重要的，必須要學問精深，能夠服眾的官員前往提督學政，之前朝廷主要是以翰林、科道官員為主還有就是地方官員中公認的學問精深的官員充任。

現在學政的權力更重，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大宗師，提學衙門負責一省的學政、學校、教官、生員、科試、歲考等事務，權力極重，尤其是有關生員的考選問題，這是非常之重要的，也是極重的權力，不僅清貴，而且權力極重，所以以首輔張四維為首的官員們認為，提學衙門的官員應該主要以翰林官為主，作為大明的最高學術機關和大明朝廷的儲才之所，翰林官員的學術水平顯然是毋庸置疑的。

張四維之所以提出將學政衙門變成翰林院的外差，主要是為了加重翰林院的權力和完善翰林院官員的遷轉之路，對於大明的翰林官員來說，在翰林院內的遷轉是很困難的，因為翰林院及其相關衙門的品級都不太高，翰林學士為?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為從五品，修撰從六品，編修正七品。??

這就導致翰林官員的品級普遍偏低，這點是翰林官員們最麻煩的事情，到了五品之後，翰林官的遷轉也不是很方便，除了升任從四品的國子祭酒，就是遷轉到東宮官體現，如春坊或者司經局等衙門，但是這些地方的官缺也是非常之有限的，除了少數能夠從翰林院遷轉進入科道或者是各部院的，大部分的翰林官都要在翰林院苦熬，這點朱載坖當然也是知曉的。

朱載坖即位之後，加強了對於翰林官員的培養制度，同時擴大了翰林官的考選範圍，翰林院的官員數量增加，遷轉更加困難，雖然朱載坖也讓翰林官選六科以及都察院御史或者是外放地方官，但是高階翰林官的遷轉仍舊是不太順利。

張四維等人認為，將這些資深的翰林官員外放擔任學政等官員，可以很好的解決這些高階翰林官員的遷轉問題，這些翰林院官員的學識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他們都是大明讀書人中的人尖子，才學絕對是出眾的，而且翰林院相對清貴，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擾，這些翰林官員們也能夠保持較好的品行，保證朝廷取士的公平。

除了用高階翰林官員出任提督學政之外，還可以用翰林官員和科道官員充任提學副使或者僉事等職務，加強朝廷對於地方學政的管理，這點得到了朱載坖的認可，主要以翰林和科道官員作為學政衙門官員的來源，同時對於公認的學識優長的地方官員，也可以直接選任學政官員。

吏部尚書王國光則是建議給總理學政衙門增加一名學識優長的官員，蔡國熙雖然少年的時候就書寫“超凡入聖”四個字在座位邊上，時常用來自我磨礪。沉心於儒家的“性命”之學，和羅汝芳、耿定向等理學大師互相切磋學藝。但是在大明蔡國熙更多是以實務官員而聞名的，長於政務而非學術，所以王國光推薦了南京禮部尚書耿定向為協理學政衙門。

耿定向是大明現在的學術大家，由他協理學政的話似乎更好，朱載坖並沒有同意，而是命令吏部進行廷推，推選協理學政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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