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抽分稅之外，還有各門攤市肆等稅，也是地方和朝廷爭奪的要點，大明的所謂住稅，名目非常之多，有官店錢、塌房稅、市肆門攤稅、落地稅、牙稅、契稅、酒醋稅、屠沽稅及其它一些稅收，還有地方稅課司局根據本地實際情況隨時隨地進行徵收，如窯灶鈔、油榨鈔、紙課鈔、房地賃鈔、當稅等等，很多時候，朝廷也很難掌握地方到底收了多少賦稅。

針對這些問題，王國光等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首先，就是一號令，明權責，徵收賦稅，乃是朝廷的大權，絕對不能夠放任地方隨意開徵，要徵收賦稅的名目，稅率等事項，都是要經過朝廷的批准才行，同時稅務總署作為朝廷賦稅徵收賦稅的機構，要嚴格履行職能，對地方加強監管。

同時將朝廷和地方的與賦稅相關的機構如抽分場和地方的課稅司、局等衙門，收歸稅務總署管理，加強朝廷的財政，消弭地方割據的可能，當然，受限於現在現實情況，為了解決地方的財政問題，部分的課稅司局可以直接將所徵收的賦稅在經過朝廷的批准之後直接交付給地方州縣，但是所得賬目必須由審計署和稅務總署予以審查核銷之後才行。

第二就是定名目，確徵收，大明工商賦稅最大的問題就是名目眾多，而且十分之繁雜，稅率也不確定，這就給了地方官吏以上下其手的空間，王國光等人認為要由朝廷將徵收工商賦稅的名目予以省並，同時對於稅率也予以明確，儘可能的避免地方官府上下其手，減少他們隨意征斂的空間。

這點得到了朱載坖認同，這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徵收賦稅是朝廷的大權，省併科則也有利於朝廷更好的掌握賦稅的徵收，這點是朱載坖最在乎的，財政大權是朝廷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和兵權一樣是不能夠分享的，對於省併科則，王國光等人也有了一些想法，並且準備上奏朱載坖了。

朱載坖這次的目的其實是很明顯的，就是對於非農業賦稅予以調整，之前朱載坖建立起了海關關稅的徵收體系，這次要建立起包括工商賦稅的非農業賦稅的徵收體系。

王國光等人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種稅收，第一就是禁榷賦稅，就是對一些帶有專賣性質的貨物進行榷稅的辦法，主要包括鹽、茶、酒、糖等重要物資，這些貨物要麼是有軍國之用，具備戰略物資的屬性，如茶葉、糖，要麼是屬於百姓的必須之物，要朝廷予以控制價格的，如食鹽，還有就是要在朝廷的控制之下發展的，比如酒，對於這些貨物實施專賣管理，不僅有賦稅上的考量，更多的是出於政治目的。

比如酒課，在兩宋時期，對於酒實施嚴格的禁榷制度，今一歲之入，解內御前酒庫所者七十五萬貫，酒稅在兩宋的財政收入中佔據很大的比重，而在本朝對於酒完全是放任的狀態，王國光等人認為是不妥的，不僅僅是因為酒稅的數額極其龐大，對於財政很重要，更加關鍵的是，釀酒要消耗大量的糧食，是會影響糧食的價格和供應的，所以王國光等人認為，應當對於釀酒加以控制。

朱載坖同意了王國光等人的看法。

而第二部分就是財產稅，主要是針對房屋、土地等的稅收，其實大明在實際過程當中已經有了相應的一些規定的。以南京為例，有有房鈔、房號、門攤銀等稅收，南京的房屋稅中，房鈔是透過對房屋進行排號，按照間數來徵收的。

除了房鈔之外，還有房號錢，房號錢是對城市居民的房產徵稅，雖仍按間徵稅，但卻不同於房鈔，不同之處在於房號錢是從城市裡甲之役演變而來的。在大明城市中，居民也要承擔差役，編審造冊，維護城市治安，後因“私自課派，私僱總甲”的情況屢屢發生，因此官府提出以錢代役的政策，後演變而成房號錢，和均徭銀的性質類似。

還有鋪面錢，也叫門攤錢，是對城市中開設鋪面的人戶所徵收的稅額，由戶部督稅分司所屬的龍江、江東二司徵收，中城每年七、八查核開徵，其餘四城均為六、七月徵收，冬季徵收完成。稅收按戶徵收，“每戶每年收銀三分三釐”，繳納戶部太倉，相當於是對商鋪的徵稅。

除了對房屋的徵稅之外，還有對於土地的徵稅，有官房地租、官地基租、地基稅，基地間架租，這些是對於租賃朝廷官地建造房屋所徵收的賦稅，而對於私產土地，一樣也要徵稅，一是自己使用居住房屋的地基稅，二是城市商業土地利用的地稅，前者包括城市房基地稅和地攤稅，後者主要是對城市菜地、果園和其他非居住用途等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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