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他們的上疏，朱載坖根本沒有理會，只當狗叫，一律留中不發，朱載坖也知道，自己所採取的態度，必然使得這些人更加猖狂，後面的事情，太子是處理不了，所以朱載坖臨時從西苑回到養心殿，一起處理政務。

對於這些人鼓吹所謂的關市不徵，翰林學士陳於陛上疏予以駁斥，陳於陛是前次輔，朱載坖的講官陳以勤的兒子，陳於陛剛剛結束守制回來，對於這些人所謂關市不徵的說法極為憤怒，這簡直是奇談怪論，所以陳於陛在奏疏中認為：“稅之於商，先王之以敦本裕民，而持輕重之衡以低昂淳黠者，以寬農田之稅，仁之術，義之正也。今朝廷所以議工商之稅，亦為可以濟公用而寬民力，夫徵商之餘利，與浚民之脂膏，利害相去遠矣。市廛之徵，王法不廢，此先王之道，三代之政也！”

陳於陛公開支援對工商業徵收賦稅，以解決朝廷的財政問題，同時減輕農業負擔，但是引起了伍袁萃等人的不滿，同時他們還將火引到了原首輔張居正和首輔張四維身上了，他們上了一本糾輔臣明正邪的奏疏，將鬥爭的物件直指首輔張四維。

他們在奏疏中說道：“翰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貲躡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為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態，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璫閣表裡。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鑑不遠，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鑑不遠，而四維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駑，或甚於四維；褊隘執拗，又復為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

對於這些直接將矛頭指向內閣輔臣的奏疏，朱載坖仍舊採取了淡然處之的態度，對於內閣輔臣加以安撫，但是又將奏疏留中不發，並沒有處分這些上疏的臣子，這使得他們的氣焰更加囂張，接著就彈劾了陳於陛，他們認為陳於陛中進士是在其父陳以勤擔任閣臣期間，有舞弊行為。

他們上疏稱：“科場弊竇，汙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執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俟父致政，乃議進止。毋令犬馬報主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對於這些人的無端指責，朱載坖一方面慰留陳於陛，另一方面直接御批道：“當時不奏，現在又來瀆擾，其心何在？”對這些人予以申斥。

而伍袁萃等人則是抬出聖人之言和朱載坖向對抗，他們在奏疏中說道：“孟子云：市廛而不徵，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徵，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此誠大善也，我太祖高皇帝曾言：科斂之臣甚於盜臣也，亦大善治言也。故聖王之設關，其意惡人逐末而專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也。徵商非聖朝所宜急。顧緩急在人，謂今無善政哉！”

對於這些人的話，朱載坖一律當廢話處理，朱載坖問朱翊釴道：“太子看出什麼來了嗎？”

朱翊釴好歹也是混了這麼久的人，要是再沒有長進的，朱載坖就得思考練小號的事情了，朱翊釴說道：“父皇，工商之稅，前代亦徵，而彼輩如此攪擾，恐有他意也，且兒臣觀其籍貫，甚有意思。”

朱翊釴直接指出這幾個人的籍貫，伍袁萃，南直隸蘇州府人，安希範，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錢一本，南直隸常州府人；高攀龍，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其他的鼓吹所謂的關市不徵的官員，也大多是南直或者廣州等籍貫的官員，這就很有意思了，這些地方本來就是大明現在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他們本應該很清楚現在富商大賈，身家鉅萬的情況，但是他們卻鼓吹所謂的關市不徵，他們為誰在鼓吹，其實已經是很清楚了。

為什麼這次在朝廷上主張關市不徵的官員和主張開徵工商稅的官員能夠形成針鋒相對的形勢，其實是朱載坖的三途並進的手段產生了效果，在朱載坖厲行三途並進之後，雖然南直隸出身的官員在科舉中仍舊可以舉得很好的成績，但是大量北方的官員也可以透過翰林院的考選、科道的考選，進入翰林院和科道，同時一批雖然是舉人出身的官員，但是在地方治績優良，得以直接升任京師的部院司官，他們有著豐富的地方行政經驗，知道工商賦稅對於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重要性，所以他們都是支援朝廷開徵工商稅的。

而首輔張四維則是向朱載坖上疏闡述商人地位問題，張四維在奏疏中說道：““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商何負於國也？朝廷賦稅，不取之於商，則未免取之於民，與其取之於民，不若取之於商，然商亦民也！”

而東閣大學士王錫爵也上疏稱：““富商大賈坐牟大利而分文不輸官，若稅之以寬民力，獨不可乎？今富人避賦役而不殖產，併力於市坊以牟利於四方者皆是，若榷之以稍代農徵，亦抑末趨本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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