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陳於陛、王家屏等人之外，申時行也在積極的和其他各派勢力商量此事，同時和朝廷各部院以及地方官府商量此事，申時行也特別關注的就是和買的落實問題，所以他以內閣庭寄的形式向大明各產茶的布政使司詢問，要求明確回答內閣兩個問題，第一就是改榷茶為和買之後，地方官府能否為朝廷籌措足夠的茶葉，這點是關係到大明的馬政和邊防的要務，是半點也輕忽不得的事情。

第二就是實施茶引制度之後，地方官府對於茶稅的分配有什麼想法，都可以直接透過庭寄和內閣溝通。

戶部左侍郎提督稅務總署沈季文也上疏就此事加以討論，作為現在大明分管榷稅的重臣，在賦稅榷徵這個問題上，沈季文還是有很重的話語權的，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對於國內消費的茶葉，主要是存在兩種賦稅，第一就是流通稅，也就是茶葉在流通環境中所徵收的賦稅，其實就是之前的鈔關賦稅，這個賦稅其實是好解決的。

重要的就是第二種，也就是所謂的消費稅，因為朝廷雖然是向茶葉商販以茶引的形式徵收了消費稅，但是實際上這些賦稅都是被轉移到了百姓的頭上去的，這點朱載坖是很清楚的，但是沈季文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從大明茶葉的消費來說，消費茶葉在大明是極為普遍的事情，不管是南北，都有茶葉的消費，這點是很正常的。

但是茶葉的生產主要是在南方，北方也就是陝西漢中和河南信陽了，但是現在南方的地方官府要求分配茶葉稅，但是其中從茶葉消費稅的來源來說，大明全國只要是有茶葉消費的地方，其實都是向朝廷貢獻了賦稅的，所以僅僅向產茶地方分配茶葉稅顯然是不可取的。

沈季文的奏疏當即引起了朝廷上北方官員們的贊同，他們認為賦稅是大明貢獻，憑什麼只向產茶省份分配，朝廷這樣做不公平，對於沈季文的這些奏疏，朱載坖予以留中，並沒有過多的關注。

而是和太子、皇太孫一道分析起此事來了，從朱紈案開始，朱載坖就在有意的挑動大明各個利益集團的鬥爭，讓他們在朝廷中的勢力一個個跳出來，朱載坖這麼做事有深意的，一來是給申時行找點活幹，畢竟作為悉尼大學高材生，申時行在這方面的水平還是很高的。能夠一面幫朱載坖調和鼎鑊，一面維持朝政的正常運轉，水平已經至臻化境了。

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將朝廷之上的這個利益團體暴露在太子和皇太孫面前，朱載坖這次和太子、太孫一道在無逸殿商量此事，朱載坖就問道：“太子從這茶上看到了什麼呢？”

從明裡來說，這次有關茶葉的風波，是表面上看，是浙直、川陝等地對於朝廷榷茶制度積怨已久的一個爆發，但是往深裡看，是大明經濟發展之後各種政治和經濟勢力之間的鬥爭的一個表現罷了，朱載坖問道：“太子、太孫以為，開海之後，那些地方獲利大，而哪些地方有怨啊？”

對於這個問題，太子還是很清楚的，開海之後，沿海省份都從其中獲利不少，但是其中獲利最大的無非就是兩個地區，第一就是浙直蘇松，第二就是閩粵，蘇松之前就是大明的經濟重心，在開海之後，依靠松江府的港口，和蘇州府以及整個南直髮達的經濟與手工業，蘇松的發展確實是極為強勁的，現在蘇松已經有千人規模的紡織工場已經造船廠等，是大明經濟最繁榮的地區。

而獲利最大的則是閩粵地區，在開海之後，閩粵地區迅速崛起，依靠其優良的地理位置，在很多方面都迅速趕超蘇松，現在的廣州府已經絲毫不遜色於蘇鬆了，但是蘇松和閩粵是兩種不同的經濟形態，蘇松本身有良好的手工業基礎，同時長期富甲天下，底蘊深厚，資本和積累都極為雄厚，而且有很多自己的拳頭產品，如蘇州的絲綢，松江棉布等，這些都是其他地方所難以企及的。

所以整個浙直的貿易模式是出口型的經濟，蘇松所需要的各種原料，主要都是依靠大明國內的，而絕大部分的產品則是出口的，對於蘇松來說，除了進口海外的低價糧食和一些滿足富商大賈的奇珍異寶之外，浙直兩地對於進口的需求是很少的，這點在蘇松的表現最為突出。

現在的松江府，各國商船雲集，到松江採購各種物資，但是他們所帶來的東西，除了金銀之外，鮮少有能夠暢銷的，整個經濟就是出口大量的產品，流入大量的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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