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是齊宣王的親身經歷：一次，有人牽著一頭牛經過朝堂，準備用牛的血祭祀新鑄成的鐘（釁鐘）。齊宣王見牛嚇得渾身發抖，心生憐憫，說：“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毫無罪過卻要死去。”下人問是否要廢除釁鐘之禮，齊宣王說：“怎麼能廢除呢？用羊代替牛吧。”

孟子指出齊宣王對牛的憐憫，便是“惻隱之心”，而“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君主既然有“仁心”，若能將這份“仁心”推及百姓，便是“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孟子·梁惠王上》）他進一步為齊宣王描繪了“仁政”的具體圖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番論述，將抽象的“仁政”理念轉化為具體的民生措施，讓百姓有土地耕種、有衣物禦寒、有食物果腹，再透過教育教化百姓，使老有所養、幼有所教。齊宣王聽後，不禁感嘆：“善哉言乎！”他被孟子描繪的理想圖景打動，卻沒有推行“仁政”，對他而言，“霸道”帶來的領土擴張、霸權地位，遠比“王道”的長遠效益更具吸引力。

齊宣王雖未採納孟子的“仁政”主張，卻對他的學識與辯才十分欣賞，曾多次與孟子探討治國之道，甚至詢問孟子“卿”的職責與地位。一次，齊宣王問：“卿不同乎？”孟子答道：“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他解釋說，貴戚之卿是君主的宗族親戚，若君主有大過，便要反覆勸諫，若君主不聽，甚至可以“易位”；而異姓之卿，若君主有過勸諫不聽，便可以離開。

齊宣王聽到“易位”二字，臉上“勃然變乎色”。孟子卻毫不畏懼，進一步闡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他認為，君臣關係是相互的，君主若不尊重臣子、不採納正確的建議，臣子便有權利選擇離開。

在齊國期間，孟子還曾與稷下學宮的學者展開論辯。當時，淳于髡以“男女授受不親”的禮儀質問孟子：“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答：“禮也。”淳于髡又問：“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坦然答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離婁上》）他認為，禮儀是為人處世的準則，但在特殊情況下，應懂得變通，以挽救生命為首要原則。這番“權變”之論，展現了孟子思想的靈活性，也讓他在稷下學宮中贏得了尊重。

孟子在齊國停留數年，始終未能說服齊宣王推行“仁政”，這時一件事的發生，讓他徹底下定決心離開。西元前314年，燕國發生內亂，燕王噲將王位禪讓給相國子之，引發太子平與子之的混戰，百姓流離失所。齊宣王趁機派兵攻打燕國，很快攻佔燕國都城。

孟子得知後，立即勸諫齊宣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徵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繫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孟子·梁惠王下》）他認為，齊國攻打燕國，應以“救民於水火”為目的，安撫燕民，恢復秩序，而非掠奪土地與財富。若齊宣王能推行“仁政”，善待燕民，燕民便會擁戴齊國，甚至主動歸附；若貪圖私利，必然引發燕民反抗。

然而，齊宣王不僅沒有采納孟子的建議，反而在燕國大肆掠奪，殺戮百姓。結果正如孟子所料，燕民紛紛起來反抗，其他諸侯國也趁機出兵干涉，齊國被迫從燕國撤軍，以失敗告終。

看著自己的主張被棄之不顧，看著齊國在霸權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孟子徹底失望。他向齊宣王辭去“客卿”之職，決定離開齊國。齊宣王雖不願孟子離開，卻仍不願推行“仁政”，只是想以重金挽留孟子。孟子拒絕了，說：“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離開臨淄後，孟子一行人來到齊國邊境的晝邑（今山東淄博附近）。孟子在晝邑停留了三晚，遲遲不願動身。弟子公孫丑不解，問：“弟子聞之，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孟子答道：“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隨後，他又感嘆：“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孟子·公孫丑下》）

“三宿而出晝”的徘徊，是孟子對齊宣王最後的期許，他希望齊宣王能幡然醒悟，派人追回他，採納他的“仁政”主張。然而，直到離開晝邑，也未見齊國的信使前來。那一刻，孟子心中的最後一絲希望破滅，他“浩然有歸志”，踏上了前往他國的道路。

滕國是戰國時期的一個小國，地處齊、楚兩大強國之間，國土狹小，國力微弱。當時在位的滕文公，在即位前曾在宋國見過孟子，對孟子的思想深為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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