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恕，字務伯，太和年間擔任散騎黃門侍郎。據《杜氏新書》記載：杜恕小時候和馮翊的李豐都靠父親的職位擔任官職，兩人從小關係很好。等到長大成人後，李豐磨礪自己的名聲和品行來追求世人的讚譽，而杜恕卻性格豁達，直率真誠，和李豐的志趣完全不同。李豐最終名揚一時，京城計程車人大多為他奔走宣傳。但當權者中有人認為李豐的名聲超過了實際，而杜恕卻像穿著粗布衣服卻懷揣美玉的人一樣，不被人重視。因此，李豐和杜恕的關係逐漸疏遠。杜恕也順其自然，不刻意追求名聲來迎合時俗。李豐憑藉顯赫的地位在朝廷任職，杜恕卻依然在家過著平常的日子。明帝因為杜恕是大臣的兒子，提拔他擔任散騎侍郎，幾個月後，又轉任黃門侍郎。

杜恕為人真誠質樸，不善於修飾自己，年輕時也沒有什麼名聲。等到在朝中任職後，他不結交黨羽，一心為公。每當政事有得失時，他總是引用綱常倫理來直言不諱地發表意見，因此侍中辛毗等人非常器重他。

當時從公卿到下面的官員都在討論國家的利弊得失。杜恕認為：“古代的刺史，奉命傳達六條政令，以清靜無為著稱，威風遠揚。現在可以讓他們不再領兵，而專門負責民事。”不久，鎮北將軍呂昭又兼任冀州刺史。於是杜恕上疏說：

“帝王治理國家的最高原則，莫過於讓百姓安居樂業；而讓百姓安居樂業的方法，在於使國家富足。使國家富足的方法，就是致力於根本，節約用度。現在兩個敵對勢力還沒有消滅，戰車頻繁出動，這正是武將們施展才能的時候。然而，那些文官們，卻也紛紛羨慕武職，慷慨激昂地談論兵法，以孫武、吳起為榜樣。州郡的長官們，也都忽視了體恤百姓的政務，而專心研究軍事。種田的百姓，都紛紛放下農具，去從事戰爭。這不能說是致力於根本。國庫每年都在虧空，而制度卻越來越繁雜；百姓的精力越來越衰弱，而賦稅和勞役卻越來越多，這不能說是節約用度。現在大魏擁有十個州的土地，卻繼承了戰亂後的破敗局面，計算一下人口，還不如過去一個州的百姓多。然而，兩個地方的叛逆勢力還在反抗，北方的外族還沒有臣服，邊境地區不斷發生戰亂，幾乎環繞了整個國家。我們用一個州的百姓，去經營九個州的土地，其艱難程度，就好像用一匹瘦弱的馬去長途跋涉，怎麼能不加倍珍惜它的體力呢？以武皇帝（曹操）那樣節儉，國庫充實，尚且不能在十個州都駐紮軍隊；每個郡尚且不能超過二十個。現在荊州、揚州、青州、徐州、幽州、幷州、雍州、涼州等邊境各州都有軍隊駐紮，我們所依靠的，內部充實國庫、外部抵禦外族的，只有兗州、豫州、司州、冀州而已。我以前認為州郡的長官掌握兵權，就會專心於軍事功勞，而不致力於民事，應該另外設定將領和太守，來完成治理政務的任務。然而陛下又在冀州重用呂昭。冀州人口最多，田地大多已經開墾，又有桑樹和棗樹的收益，是國家徵收賦稅的來源，實在不應該再讓他們承擔軍事任務了。如果北方確實需要鎮守，自然可以專門設定大將去鎮守。計算一下設定官員和士兵的費用，和兼任官職沒有什麼區別。然而呂昭在人才中還算容易找到的；朝廷如果真的缺乏人才，兼任官職的人也不會太多。由此推斷，可知國家是根據人來選擇官職，而不是根據官職來選擇人。官職得到合適的人選，那麼政治就會公平，訴訟就會合理；政治公平，百姓就會富裕；訴訟合理，監獄就會空虛。陛下即位以來，天下每年判決的案件有一百多起，年年增加，到現在已經有五百多起。百姓並沒有增加，法律也沒有更加嚴厲。由此推斷，這不是政治教化衰落，地方長官不稱職的明顯證據嗎？去年牛死了，全國平均十頭牛中能損失兩頭；小麥收成不到一半，秋季的播種還沒有開始。如果兩個敵對勢力還在邊境徘徊，運輸糧草，千里之外也來不及。追究這種局面的原因，難道在於加強軍事力量嗎？武士和精銳計程車兵越多，越多就越麻煩。天下就像人的身體，只要腹腔和心臟充實，四肢即使有病，終究沒有大患。現在兗州、豫州、司州、冀州也是天下的腹腔和心臟。因此，愚臣懇切地希望這四個州的長官，專心致力於根本的事業，來承擔四肢的重任。然而，孤立的言論難以堅持，冒犯皇帝的意願難以實現，眾人的怨恨難以積累，似是而非的事情難以分辨，所以多年以來沒有被英明的君主察覺。凡是說這些話的人，大多地位低微、被疏遠；地位低微、被疏遠的人的話，實在不容易被聽取。如果讓好的建議一定出自皇親國戚，皇親國戚本來就不會冒犯皇帝的四難來尋求忠誠和關愛，這是古今以來經常遇到的憂慮啊。”

當時朝廷又在大規模討論考核制度，用來考核朝廷內外的各級官員。杜恕認為，如果不能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即使有才能也沒有益處。如果所關注的不是所應關注的，所關注的也不是當務之急。於是他上疏說：

《尚書》中說“明確地用功勞來試驗，經過三次考核決定升降”，這確實是帝王的最好制度。讓有能力的人擔任相應的官職，有功勞的人享受相應的俸祿，就像烏獲（古代力大之人）能舉起千鈞重物，王良、造父（古代善於駕車的人）能挑選千里馬一樣。雖然歷經六代（虞、夏、商、周、漢、魏），但考核業績的方法並不顯著，經過七位聖人（堯、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漢高祖），但考核試驗的條文也沒有流傳下來，我確實認為這種制度可以大致地依據，但詳細的內容很難完備地列舉出來。俗話說：“世上會有亂臣賊子，但不會有混亂的法令。”如果法令可以單獨依靠，那麼唐、虞就不需要稷、契的輔佐，殷、周也不需要伊尹、呂尚的輔助了。現在上奏考核功勞的人，陳述周代、漢代的法令，連綴京房（西漢大臣，曾主張考功課吏之法）的本意，可以說是明白了考核的要點。但要推崇謙讓的風氣，興起人才濟濟的治理局面，我認為還不夠完善。

他們想要讓州郡考察人才，一定要透過四科（德、勤、才、績），都要有實際效果，然後才能舉薦，試用後徵召到公府，擔任管理百姓的長官，按照功勞依次補任郡守，或者就增加俸祿、賜予爵位，這是考核的當務之急。我認為應該公開他的身份，採用他的建議，讓他詳細制定考核州郡的辦法，辦法制定後就施行，設立一定兌現的獎賞，實施一定執行的懲罰。至於公卿和朝廷大臣，也應該按照他們的職責考核。古代的三公，坐著討論國家的大政方針，朝廷大臣，負責進諫和彌補缺失，沒有善行不記錄，沒有過錯不檢舉。而且天下非常大，事務非常多，確實不是一個人的智慧所能全部瞭解的。所以君主是頭，大臣是四肢，說明君臣是一個整體，相互需要才能成功。因此古人說，廊廟（朝廷）的棟樑之材，不是一棵樹就能支撐的；帝王的偉業，不是一個人的謀略就能完成的。由此說來，怎麼會有大臣只盡自己的職責就能達到天下大治呢！而且平民之間的交往，還有人為了堅守信義不惜犧牲生命，為了報答知己不惜肝腦塗地，為了追求名聲不惜堅守氣節；何況那些穿著官服、站在朝廷上，官至卿相的人，他們所堅守的不僅僅是個人的信義，所感激的不僅僅是知己的恩惠，所追求的又豈是名聲而已呢！

那些受到恩寵和俸祿、擔任重任的人，不僅僅想讓明君超過唐堯、虞舜；他們自己也想置身於稷、契的行列。所以古人不擔心治理國家的決心不夠，擔心的是自我擔當的意識不足，這確實是君主造成的。唐堯、虞舜這樣的君主，把職責委派給稷、契、夔、龍等人，要求他們取得成功，等到他們有罪時，就處死鯀並流放四個兇惡的傢伙。現在大臣親自接受明君的詔令，為眼前的事效力，那些日夜為公事操勞，謹慎勤勉、特立獨行，擔任官職不屈服於權貴勢力，執法公正不偏袒自己所親近的人，正直地說話、正直地行事來對待朝廷的人，自然會被明君察覺。如果有人把享受俸祿當作高尚，把沉默不語當作智慧，擔任官職只求不被指責，站在朝廷上只求保全自己，行為謹慎、言語謙遜地對待朝廷的人，也會被明君察覺。如果真的讓那些只求保全自己、保住職位的人，沒有被放逐斥退的罪名，而那些為公事盡心盡力的人，卻抱著被懷疑的態度，不弘揚正義卻讓私下的議論成為風氣，即使讓孔子來謀劃，也不能充分發揮一個人的才能，更何況是普通人呢！現在的學者，學習商鞅、韓非的學說，崇尚法家的權術，競相認為儒家的學說迂腐不切實際，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這是最壞的社會風氣，是創業的人應該謹慎對待的。後來考核制度最終沒有實行。《杜氏新書》記載：當時李豐擔任常侍，黃門郎袁侃被轉任為吏部郎，荀俁出任東郡太守，這三個人都是杜恕的同僚好友。

樂安人廉昭因為有才能被提拔，他很喜歡議論朝政。杜恕上疏直言勸諫說：

我看到尚書郎廉昭上奏左丞曹璠因為處罰不當而被關押，還說“其他應當處罰的人另外上奏”。尚書令陳矯自己上奏說不敢推辭處罰，也不敢因為處罰過重而表示恭敬，言辭非常誠懇。我私下裡為朝廷感到惋惜！聖人不會選擇在什麼樣的時代才出現，不會改變百姓才去治理國家，然而他們一定會得到賢能和智慧的輔佐，這是因為用道義來引導他們，用禮儀來約束他們。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能夠輔佐天下、管理百姓，沒有誰不是得到了百姓的歡心，也沒有誰不能充分發揮群臣的智力。如果現在朝廷任職的官員都是天下最優秀的人，卻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力量，就不能說是善於用人；如果他們不是天下最優秀的人，也不能說是善於選拔人才。陛下為各種事務操勞，有時親自點燈熬夜，但各種事務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刑罰和禁令一天比一天鬆弛，這難道不是大臣們不能勝任職責的明顯證據嗎？追究其中的原因，並不是只有大臣們不盡忠，也有陛下不會使用人才的原因。百里奚在虞國時很愚鈍，但在秦國時卻很聰明；豫讓在中行氏那裡苟且偷生，卻在智伯那裡表現出忠誠，這些都是古人的明證。現在我說一朝的人都不忠誠，這是誣陷一朝的人；然而從事情的類別來看，是可以推斷出來的。陛下為國庫不充實而感到憂慮，軍事還沒有停止，甚至到了減少四季的賦稅服裝，減少御府的私有糧食的地步，這是陛下的聖明，滿朝的人都稱讚，那些參與政事、關係密切的大臣，難道有真正為這些事情擔憂的嗎？

騎都尉王才、寵幸的樂人孟思幹了不法的事情，震動了京都，但他們的罪狀卻是由小官吏揭發的，公卿大臣最初沒有一個人說話。自從陛下即位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難道有誰舉薦綱常倫理來監督奸邪的人，使朝廷嚴肅起來嗎？如果陛下認為現在沒有好的人才，朝廷缺乏賢能的輔佐，難道可以追尋稷、契的遠大蹤跡，坐等來世的賢才嗎？現在所說的賢能的人，都擔任了大官，享受著豐厚的俸祿，然而奉養上司的節操還沒有建立，對公事的心思不一致，這是因為委任的責任不明確，而且世俗有很多忌諱。我認為忠臣不一定和陛下親近，親近的臣子也不一定忠誠。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處在沒有嫌疑的地方，事情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現在有關係疏遠的人詆譭人，卻不說明詆譭的事實，卻一定說是為了報復自己所憎恨的人；稱讚人，卻不說明稱讚的事實，卻一定說是為了偏愛自己所親近的人，左右的人有時就藉機進獻憎恨和喜愛的說辭。不僅詆譭和稱讚有這種情況，政事的利弊也有嫌疑。陛下應當考慮如何開闊朝臣的心胸，堅定有道義的節操，使他們能夠和古人一樣，希望和史書一樣流傳下去。反而讓像廉昭這樣的人擾亂其中，我擔心大臣們就會保全自己、保住職位，坐觀成敗，成為後世的教訓！

過去周公告誡魯侯說：“不要讓大臣抱怨不被任用。”沒有說賢能還是愚笨，說明都應該在當世任用。堯歷數舜的功勞，稱讚他除掉四個兇惡的人，沒有說職位大小，有罪就除掉。現在朝臣們不認為自己沒有能力，而是認為陛下不能任用；不認為自己不聰明，而是認為陛下不詢問。陛下為什麼不能遵循周公任用人才的方法，效法大舜除掉壞人的做法？讓侍中、尚書坐著就侍奉在帷帳之中，出行就跟隨在華麗的車駕旁邊，親自回答皇帝的詢問，所陳述的一定能夠傳達，那麼群臣的品行，能不能勝任都能知道；忠誠能幹的人就提拔，愚昧無能的人就辭退，誰敢模稜兩可而不盡心盡力？憑藉陛下的聖明，親自和群臣討論政事，使群臣人人都能盡心盡力，人人都認為陛下親近自己，人人都想著如何報答，賢能還是愚笨，能否勝任，就在於陛下如何任用。用這種方法處理政事，還有什麼事情辦不成？用這種方法建立功業，還有什麼功業不能成就？每次有軍事行動，詔書常常說：“誰應當為這個事情擔憂呢？我應當自己擔憂。”最近的詔書又說：“只想著公事而忘記私事的人，一定不是這樣，只要先想著公事，後想著私事，事情自然就辦好了。”我讀了陛下的詔書，才知道陛下的聖明考慮到了下面的情況，然而我也奇怪陛下不治理根本的事情卻擔憂細枝末節的事情。一個人能不能勝任，確實有他的本性，雖然我也不認為朝臣們都能夠勝任。聖明的君主任用人才，讓有能力的人不敢保留自己的力量，而沒有能力的人不能擔任不適合自己的職務。選舉的人不是合適的人選，不一定是有罪；全朝的人都容忍不合適的人，這才奇怪。陛下知道他們不能盡力，卻代替他們擔憂他們的職責；知道他們不能勝任，卻教導他們處理事情，這難道僅僅是君主勞累而大臣安逸嗎？即使聖賢同時出現，終究不能用這種方法治理好國家。

陛下還擔心臺閣的禁令不夠嚴密，人情請託的現象無法杜絕，於是聽從伊尹的建議，制定了迎客出入的制度，挑選司徒更換了守衛寺門的惡吏。然而，這些措施雖然有一定的威禁作用，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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