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袁宏對此評論道：“民心本希望保全自身卻難以長久保全，因為外界誘惑與內心嗜慾總會引發貪競、放肆之舉。當進取無法滿足慾望，就會滋生苟且僥倖；希求無度無法滿足，就會引發奸偽忿怒。先王深知此弊，故先用德教陶冶民心；若心未化，則以刑罰約束。《尚書》說：‘百姓不親睦，五倫不和諧，司徒需推行五教；蠻夷侵擾華夏，寇賊為非作歹，司寇需施用五刑。’可見德教與刑罰需結合使用，夏、商、週三代皆如此。《周禮》規定：‘讓受墨刑者守門，受劓刑者守關，受宮刑者守內廷，受刖刑者守園林。’這是肉刑制度的具體應用。荀子也說：‘殺人者死，傷人者刑，這是歷代聖王的共同法則，不知起源何時。’但殺人者死，卻無法杜絕殺戮；傷人者刑，卻無法消除傷害，說明重刑只能威懾未犯罪者，不能根治惡行。

要從根本上止息犯罪，莫若先施德教。若等罪過彰顯再用刑罰，就會導致該殺的人未必死，想傷人的人未必受刑。放縱而不教化，百姓就會陷入刑網。因此，刑罰的作用在於約束不可挽回的惡行，而禮教則能明辨善惡，在殺人之前勸止其情，示以恥辱，在傷人之前羞愧其心。所以輕微過錯可透過教化消除，不必等到犯罪受刑。最終不得不施刑的，已是教化無效之人，此時即便傷殘其肢體，也是為除天下之害，又有何不妥？遵循此道，風化可漸趨淳厚，刑罰可逐漸減少。

周成王、周康王時期，難道是靠嚴格執行三千條刑律才實現刑措（無人犯法）的嗎？實則是德教浸潤的結果。漢初吸取秦朝酷刑的教訓，推行寬厚政策，公卿大夫以議論他人過失為恥。漢文帝崇尚清靜無為，張武受賄，他賜金使其羞愧；吳王劉濞不來朝見，他以禮教導其過失。因此吏民樂業，風氣淳厚，每年僅審理四百起案件，幾乎無需用刑，這難道不是德刑兼用的成效嗎？

如今主張刑罰者，不先論德教之益，可謂捨本逐末。現行法律中，死罪與古代相同，免死的罪犯最多服五年勞役，釋放後仍可迴歸社會。因此百姓不知羞恥，屢屢犯奸盜，導致刑徒眾多而治安混亂。若教化不行，刑罰得當，一旦受刑（如肉刑），終身不得為良民，鄰里尚且以此為恥，何況鄉黨、朝廷？如此，類似夙沙、趙高之流的奸人就難以作惡了。

古代透過言行考察善惡，君子自然遠離刑罰。若因過失犯罪，可透過‘八議’（八種減刑特權）寬宥。像卞和、司馬遷那樣的冤案，是濫用刑罰的結果。若治國失道，即便沒有肉刑，仍可能有人被處死，何況恢復肉刑呢？《漢書》記載：‘斬右趾、殺人後自首、官吏受賄、監守自盜等罪皆處死刑。’這正是班固所說的‘應當活命卻被處死’的情況。如今不忍見傷殘之慘，卻安於誅殺之痛，這正是治國最應優先改變的啊！”

魏明帝太和四年，鍾繇去世。明帝身著素服親臨弔唁，賜諡號 “成侯”。（《魏書》記載：有關部門商議諡號時認為，鍾繇從前擔任廷尉，審理刑獄時明辨疑案、決斷糾紛，百姓無人怨恨，堪比漢代的於定國、張釋之。明帝下詔說：“太傅功高德厚，位至太傅，評定諡號時應先依此標準，同時也要褒揚他如廷尉於、張般的德政。” 於是策賜諡號為 “成侯”。）鍾繇之子鍾毓繼承爵位。早年，魏文帝曾從鍾毓的封邑中分出部分，封鍾繇的弟弟鍾演及兒子鍾劭、孫子鍾豫為列侯。

鍾毓，字稚叔，十四歲便擔任散騎侍郎，機敏善辯、談吐風趣，有父親鍾繇的風範。太和初年，蜀漢丞相諸葛亮率軍圍困祁山，魏明帝打算親自西征。鍾毓上疏勸諫說：“策略貴在朝廷制定的全勝之策，戰功重在帷幄中的運籌帷幄。陛下無需離開殿堂，即可決勝千里之外。您應當鎮守中原，作為震懾四方的後援。如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聲威，但關中的物資消耗巨大，損失不止一端。況且盛夏行軍，連《詩經》都強調要謹慎，實在不是陛下御駕親征的時機。” 明帝採納建議，鍾毓升任黃門侍郎。

當時朝廷大規模營建洛陽宮室，明帝前往許昌居住，天下官員需到許昌朝見。許昌城池狹窄，朝廷在城南用氈布搭建宮殿，還準備了魚龍曼延等盛大演出，百姓因勞役苦不堪言。鍾毓進諫說：“近年水旱災害頻發，國庫空虛，此類耗費之事，可待豐年再做。” 又建議 “應重新開墾關內荒地，讓百姓全力務農”。這些建議都被朝廷採納施行。

正始年間，鍾毓擔任散騎常侍。大將軍曹爽在盛夏時節發兵伐蜀，蜀軍堅守不出，曹軍寸步難行。曹爽打算增兵，鍾毓寫信勸說道：“我認為，真正的取勝之策無需親臨戰場；聖王的軍隊，應是有徵討之名而無實際戰鬥。正如當年用干鏚之舞可使有苗部族臣服，退避三舍能讓原國敵軍歸附，不必像吳漢在江關、韓信在井陘那樣強攻硬戰。見機而進，知難而退，這是自古以來的用兵之道，望您慎重考慮！” 曹爽最終無功而返。後來鍾毓因違背曹爽心意，被調任侍中，外放為魏郡太守。曹爽被誅殺後，鍾毓回朝擔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他開創了兩項制度：允許已去世的君父的臣子為其辯白洗冤，以及士人為侯者，其妻不再被迫改嫁。

正元年間，毋丘儉、文欽發動叛亂，鍾毓持節（代表皇帝行使權力）前往揚州、豫州頒佈赦令，安撫士民，回朝後任尚書。諸葛誕反叛時，大將軍司馬昭（司馬文王）計劃親自率軍征討壽春。恰逢吳國大將孫壹率部投降，有人認為 “吳國剛有內亂，必定無法再出兵，我們東路兵力已足夠，可等待後續訊息”。鍾毓卻認為：“分析敵情應設身處地換位思考。如今諸葛誕以淮南之地歸附吳國，孫壹所率不過千人，兵力不足三百，對吳國而言損失微不足道。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國內趨於安定，就不能斷定他們不會出兵。” 司馬昭說：“說得對。” 於是帶鍾毓一同出征。（裴松之評論：諸葛誕獻淮南投吳，孫壹率三百人降魏，稱吳國 “有內亂” 本就不合常理，鍾毓此議實在不值得稱道。）

淮南平定後，鍾毓歷任青州刺史，加授後將軍，升任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擁有臨機處置之權），又轉任都督荊州軍事。魏元帝景元四年，鍾毓去世，朝廷追贈車騎將軍，諡號 “惠侯”，其子鍾駿繼承爵位。鍾毓的弟弟鍾會，另有傳記記載其事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