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初到杭州的蘇軾定然是一點也高興不起來，甚至是覺得人生前途一片昏暗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不過，蘇軾也未必就是整日都苦大仇深的一副苦瓜臉。這個早年在心靈和物質等各個方面都得到了很好滋養的人在其靈魂深處對這個世界是有大愛的，如若不然他也不會成為宋詞豪放派的一代宗師，而缺乏足夠心靈厚度和承受力的人在經歷了諸多人生磨難和艱辛之後也根本寫不出“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這等大氣從容的詞句。當然，蘇軾在杭州期間為後世留下的千古佳句還得當屬出自《飲湖上初晴後雨》裡的那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西元1074年秋，在杭州通判的任上幹滿三年後，蘇軾官升一級被任命為密州（今山東諸城）知州。雖然升官了，可蘇軾卻並不會因此而覺得自己頭上的天放亮了，他反而覺得更加暗無天日，因為新法此時已經在全國全面鋪開。隨著新法的全面推行，蘇軾之前所預料的天下大亂並沒有發生，整個國家除了官僚、地主和商人階級的日子比以前難過外，新法對普通百姓的影響其實並不大，反正都是一樣的種地繳糧繳稅，這日子從前怎麼過現在還是怎麼過。

不同的是，國家現在變得有錢了，而軍隊的戰鬥力也在迅速提升，但這些在蘇軾這種保守派眼裡卻是一種“罪”。國家怎麼變得有錢的？不就是盤剝百姓嗎？不就是把黑手伸向了商人和地主階級以及我們這些士大夫官僚階級嗎？軍隊戰鬥力提升又怎麼樣？好戰必危好戰必亡，宋朝怎麼可以對周邊異族妄動刀兵？我們可以這樣說，新法越是成功，蘇軾的心裡就會越難受。在這一點上，蘇軾幾乎和司馬光是別無二致。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站在一個官僚的角度以一個利益受損的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去看待新法和整個社會的現狀，這本身就限制了他的視角。後來當他被貶黃州並因為迫於生計而開始在城東的一塊坡地上開荒種地之後，當他自己也成為了社會的底層並與勞苦大眾無差別接觸之後，那時候的蘇軾才擁有了一個更全面更直觀的視角去重新看待和認識新法，那時蘇軾的人生將迎來再一次蛻變的時刻。遺憾的是，此時的蘇軾還沒有那種認識和覺悟，現在的他儘管還是可以隨時隨地與人談笑風生，但當自己獨處並開始憂國憂民之時，他的內心仍然在翻江倒海，可他雖然意難平但卻仍然只能徒呼奈何。

一個人在失望或絕望的時候總是會習慣性地抬頭仰望天空，似乎只有廣闊的天空才能收納自己所有的悲憤、痛苦和不甘。在密州為官的這三年，蘇軾在文學創作上正式擺脫了宋詞婉約派的侷限和束縛並由此自成一派，宋詞豪放派就此橫空出世，而他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裡就很明顯地反應出他時常有舉頭望天的習慣。都說深情出詩人，但悲憤其實也能出詩人，蘇軾心中被壓抑了數年的情感在他履職密州期間得到了充分釋放和體現。

西元1075年正月，在到達密州的半年之後，蘇軾於夢中同已經亡故近十年的髮妻王弗再又重逢。半夜驚醒之後，淚眼婆娑的蘇軾沉浸在夢境之中久久地凝神回味，一首感人肺腑的詞作幾乎是脫口而出，這便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如果說這首悼念亡妻的詞作還顯得有些兒女情長，那麼蘇軾在同年與人外出遊獵之時所作的另一首詞就讓他奠定了宋詞豪放派開山鼻祖的地位，此即為如雷貫耳的《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作一齣，放眼之前的所有詞作，蘇軾這首詞其磅礴之氣捨我其誰之風無有能與其爭鋒者。在次年的暮春時節，蘇軾的另一首名作也應時而出，而在這首詞裡蘇軾則將自己的浪漫主義和已經爐火純青的豪放之風融為一體，此即為《望江南·超然臺作》：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超然臺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寒食後，酒醒卻諮嗟。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

同年的西元1076年中秋之夜，蘇軾在與親朋歡飲達旦之後不由得開始思念遠在異地的弟弟蘇轍，於是這就有了歌詠中秋圓月之夜的千古第一詞《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至此，蘇軾終成宋詞豪放派的一代宗師，他的文學地位變得無可撼動。倘若蘇軾生於我們如今的這個時代，那麼他定然是粉絲過億的超級大V，而且無可置疑的，只要他每出一篇新作定然會讓整個網路都為之癱瘓。毫不誇張地說，即便是劉德華、張學友或周杰倫發行新專輯也蓋不了蘇軾的風頭。

正所謂人怕出名豬怕壯，蘇軾的才華在為他博得名滿天下的巨大聲譽之時也為他招來的麻煩。外任地方的這些年裡蘇軾佳作頻出，但在文學創作上高歌猛進之時，蘇軾的這張大嘴也從來都沒有閒下來過，具體來說就是他對時政的抨擊和嘲諷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而這些還都白紙黑字地留下了證據，這就為他不久之後的悲劇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