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身處京城的吳充因為種種事由而感嘆天時不予的時候，遠在江南之地的新任湖州知州也是突然間身感自己如遭雷擊，面對由朝廷下發而來的一紙對自己的拘捕文書，這位到達湖州履新才三個月的知州大人瞬間兩腳發軟面如死灰。這個人是誰呢？此人便是“天下何人不識君”的北宋第一大才子——蘇軾！

這一年的蘇軾四十二歲，這個年紀無論古今都是一個“危險”的年紀，這裡的危險不是說此人大限將至，而是說這個年齡段的人如果仍然對社會或自身的現狀強烈不滿，那麼此人必然到了憤世嫉俗的巔峰期。這可不是毛躁的憤青整天開噴那麼簡單的事，這個年齡段的人有思想、有見識、有歷練，如果再加上一個有學識，那他們的憤世嫉俗就絕不像年輕的鍵盤俠那般膚淺，而是非常具有深度。

當然，我們也說了，這種情況是要有先決條件的。人到中年如果對自己的人生所取得的成就還算滿意，那麼這時候他就應該在考慮如何安度自己的晚年，這種人基本上人畜無害。反之，如果這時候你對自己以及所處環境的現狀都非常不滿，那麼你的憤世嫉俗就會讓人感到有一絲的恐懼，也就是那所謂的無處遮掩的戾氣，這種人其言行舉止都很難談得上友善。

關於這種事我們不在此細說，年輕人未必會懂，但中年人幾乎都懂。那麼，此時已經過了不惑之年的蘇軾又是屬於哪種人呢？很遺憾，蘇軾同志屬於後者。我們這樣說可能會讓那些被雞湯派和勵志派的歷史學者所洗腦的蘇軾的擁躉感到憤怒：我們的偶像明明是一個超級樂天派，他怎麼可能是一個憤世嫉俗的老憤青呢？他難道不是應該每天都陽光燦爛地吟詩作對或者在廚房裡搗鼓美味佳餚嗎？

沒錯，蘇軾確實是這樣的一個人，但那人是蘇東坡，那是蘇軾在給自己取號為“東坡居士”之後他才變成了那樣的一個人，而在這之前蘇軾就是一個隨時都想開炮且隨時都在開炮的憤世嫉俗的老憤青。

回到蘇軾被貶出京城的西元1071年，當時三十四歲的蘇軾正值其風華正茂的年華且官居開封府推官，當時的他看上去可謂是前途不可限量。不過，恃才傲物是每一個心高氣傲的大才子的通病，李白如此，蘇軾也是如此。李白可以視滿朝權貴為豚犬，同樣才高八斗的蘇軾也沒有把除了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高看一等，但狂妄且不知收斂總是要付出代價的，蘇軾從京城被貶杭州便是明證。

李白有才但李隆基只是把他當成一個擅長舞文弄墨的翰林學士來看待，可李白的理想是當宰相，但他的情商和傲骨根本支撐不起他的理想，這就造成了李白後來的人生悲劇。蘇軾幾乎重複了李白的這條老路，由於他有才且連皇帝和宰相都對他的才華讚不絕口，這就讓蘇軾覺得自己有作死的資本，可身處波譎雲詭的官場如果沒有政治智慧是很難混得下去的，甚至會死得很難看。

在政治家的認知世界裡才華不過是一個人的點綴，政治智慧才是決定其人生高度和成就的決定性要素，你蘇軾再有才但你如果不能為國所用，而且還同時跟皇帝和宰相唱反調，那麼你的下場和結局也就可想而知。試想神宗連韓琦、富弼和司馬光這樣的朝廷元勳和要員都可以驅逐，那麼你蘇軾憑什麼就覺得自己可以穩坐釣魚臺？就憑你文章寫得好？開什麼玩笑，如果要說寫文章，宋朝的那一幫翰林學士和知制誥隨便拎一個出來都是絕世高手，再說當朝首相王安石這時候在文學和學術領域的成就和地位也遠勝過你這個後生晚輩，所以你蘇軾其實根本沒有在朝堂上狂妄自大的資本。

關於蘇軾之前被貶杭州我們此前已經詳細地介紹過，事實也證明有句電影臺詞真的是揭示了一個人間真相——別以為你長得帥我就不打你。放在蘇軾身上，那就是別以為你有才我就可以無限容忍你，別以為你有才你就可以張著嘴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蘇軾的口無遮攔最終把皇帝和宰相都給惹火了，於是乎才高八斗且心高氣傲的蘇軾就遭遇了仕途上的初次被貶。

能夠堅持自我且不附會權貴甚至還敢於跟當朝皇帝和宰相公開作對，這樣的人無論秉持了怎樣的立場和理念我們都該為他送上掌聲，哪怕他是腦子打鐵或一根筋。蘇軾的被貶對他來說無疑是人生的一次嚴重受挫，但對於這個在近十年時間裡先後經歷雙親亡故和妻子離世這一系列人生重大變故的人來說，這樣的遭遇也未必是什麼不可承受之重。可是，我們要明白的一點是，此時的蘇軾在政治上的抱負要遠勝過他在人生其他方面的追求。作為新法的反對者，蘇軾對如今整個國家的現狀無疑是痛心疾首但又無可奈何，對於一個三十幾歲且心懷家國和民生的年輕政治家來說，這種痛苦和折磨是非同尋常的。

蘇軾的被貶對於他個人的仕途和人生理想而言是一種災難，但對於他的文學成就和地位以及中國古代的文學史而言卻是一種幸運。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蘇軾一直在京城的官場裡沉醉於各種鉤心鬥角的政治鬥爭，或者是由此而在官場上步步高昇甚至有一天當上了宰相，那麼他的那些讓如今的我們耳熟能詳甚至倒背如流的詩詞佳作也就壓根不會存在。中國的歷史上可能會因此而多出一個長袖善舞的政治家蘇軾，但偉大的宋詞豪放派宗師蘇東坡則永遠不會出現，這或許就是福禍相依理論的另一種生動詮釋和展現。事實可以作證，蘇軾這一生在文學、書法、書畫甚至是烹飪領域登峰造極的時刻都正值他處於人生逆境和低谷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