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盡辦法給國庫攢錢之後，劉娥又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兒子趙禎。倒不是說她想從趙禎的身上搞錢，她只是覺得現在應該以趙禎的名義向全天下的老百姓施恩，而她的這份靈感正是來自於她的老公趙恆。

當年剛剛繼位的趙恆也是被自己的老爹趙光義給坑慘了，他登基之後本想給自己的子民們來點恩惠，但奈何囊中羞澀實在是給不出什麼好處，於是王欽若就建議他免除老百姓之前數十年裡所拖欠的全部賦稅和租稅，如此可比什麼賞賜實惠太多了。如今距離趙禎繼位已經過去一年多了，劉娥這時候終於想起了這事，可好飯不怕晚，隨著劉娥下令免除天下百姓之前所積欠的各種賦稅，宋朝的好多百姓再又變得是無債一身輕。

需要特意提到的是，新皇繼位就得下令免除天下百姓之前所欠朝廷的各種稅賦，這個政策正是從這時候起被當成了宋朝後世的各位皇帝一以貫之的不成文的定式。如此所為，劉娥可謂是功在當代，惠及後世。

不難看出的是，劉娥以上的這些所為其實都是在圍繞著一箇中心點在轉悠，那就是如何讓國家的財政收支恢復平衡乃至是扭虧為盈。這本是一個財政大臣應該去做的，但宋朝此時最為出色的經濟學家和財務管理專家卻是那個早已遠赴海南島看鯨魚的丁謂。

以丁謂之才，他絕對能比劉娥幹得更好，遺憾的是，身為臣子以及一個政治投機分子，丁謂即使能做這些事卻也不會做，因為他的出發點和本意都是為了給自己謀權，而非為民謀福，他的一切所為都是為了自己。這也怪不得丁謂，他再怎麼能幹也只是一個高階皇家打工仔，而這就是他與劉娥的區別之所在。劉娥不是打工仔，而是老闆，這也就註定了某些丁謂能做卻不想去做的事放在劉娥身上她會毫不猶豫地去做。 從這一點上來說，從對國家和百姓的貢獻上來說，劉娥比丁謂更有資格被稱之為此時大宋的第一經濟學家。

我們這裡之所以要給劉娥戴這麼一頂高帽也是另有原因，這便是我們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的一件事：天聖元年，世界歷史上由國家承認並經由政府獨立發行的第一張紙幣在成都誕生了，後世之人將其謂之“官交子”。

話說位居蜀地的成都平原歷來號稱天府之國，這裡不但物產富饒，而且商業也極其發達，在唐朝時當時的“益州”就已經是與長安、洛陽和揚州齊名的超級大都會。到了宋朝，在經歷了王全斌滅蜀以及王小波、李順起義之後，蜀地再又慢慢恢復了它昔日的榮光和元氣。不過，蜀地缺銅，再加上宋初時期蜀地的絕大部分金銀玉器都被朝廷搜刮進了開封城，如此一來就導致當地市面上所流通的貨幣多以廉價的鐵錢為主。據說當時的蜀人為了買一匹上等的綾羅需要支付數百斤重的鐵錢，這種極為不便的商業支付模式和方式無疑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蜀地的商業和經濟的更進一步發展。

一方面是貿易發達和商品流通頻繁，另一方面則是金銀銅等貴重金屬貨幣的嚴重稀缺，這就讓蜀地的商業發展遭遇了瓶頸。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局面，蜀地的大商人們便聚在一起商量由他們擔保並開始在市面上以商辦的形式發行並流通一種紙幣，謂之“交子”。

簡單來說就是，大商人們出資開設一個專門為商人保管錢幣的機構，名曰“交子鋪”，商人把錢放進去由交子鋪代為保管，然後商人會得到一張類似現在存摺之類的票據，憑這個東西可以到別的地方進行商品買賣，而交子鋪則會收取一定數額的錢幣管理費。

請注意，這與現代的銀行可是有區別的，這裡面可沒有什麼存款利息可言，交子鋪也不面向社會提供放貸業務，其存在的本意就是為了讓商賈們不用帶著成百上千斤重的錢幣去異地進行商品和貨物買賣。交子最初只是一個買賣貨物的中轉憑證，但後來它開始慢慢地取代了錢幣的功能，也就是說它可以用來直接交換貨物。它變成了貨幣，而非只是簡單的一張憑證。

還記得我們之前提到過的那位曾經在成都擔任知府的宋朝名臣張詠嗎？他被後人稱為紙幣之父，但交子的誕生和發行與他並無什麼關係。他之所以有這個頭銜是因為他讓交子擺脫了純粹的民辦色彩轉而開始披上了一層由政府承認和主導的半官方色彩的外衣，這裡面的起因就是交子的發行在後來出了問題。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福禍旦夕，這做生意也同樣如此。交子的發行方本就是實力各異的商人，而商人做實業自然是盈虧難測，再加上某些交子鋪的掌櫃或老闆見錢眼開直接就卷錢跑路，這就讓交子的信譽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其流通和交易也變得混亂不堪，商戶們經常為此而到官府相互發起訴訟。

張詠在對現狀進行了一番調研之後決定徹底整頓和規範交子的發行和流通，他將一些不符合資質和實力的商戶剔除了交子的發行方隊伍，然後精中選精最後由十六戶大商人出資組建了新的交子發行機構，並且這個機構直接受政府的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