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如此，那麼王欽若死的時候是不是就應該含笑奔赴九泉之下呢？未必！他在生命的最後這兩三年裡儘管高居大宋首相的顯赫地位，但這些年他過得是什麼日子只有他自己才是最清楚的，他試圖用行動救贖自己的靈魂，試圖挽回自己的形象，但吳植事件的發生讓他的所有努力毀於一旦，到頭來他才發現無論自己怎麼做都改變不了他在別人心目中的“奸邪”形象，這是多大的一種悲哀和不幸？

我毫不懷疑的一點是，如果王欽若不做這個宰相，那麼他至少能夠再多活五年。王欽若到底是怎麼死的？累死的，憋屈死的，氣死的，自責死的，無論哪一種，他都死得不安生、不甘心。想必在他臨死的前一刻他都在不無悲慼地暗自發問：一日為賊就註定終生是賊嗎？

對於宋史裡的這樣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我們前後已經費了很多的筆墨來講述他的生平，然而我們在這裡卻很難給他蓋棺定論。北宋奸臣，真宗朝五鬼之一，這是他在後世被人給貼上的最為醒目的標籤，但客觀地說他其實對宋朝是有過貢獻的，對民眾也是有過恩惠的。

作為一個學者，王欽若主持編撰的《冊府元龜》足以讓他“名垂青史”；作為一個大臣，他在澶淵之盟期間負責鎮守大名府更是堪稱為國立下過戰功；而作為一個地方官，他對蜀川和中原的百姓也是曾造福一方，尤其是趙恆剛剛登基之時，正是因為他的建議才讓趙恆下令免除了全國的老百姓之前拖欠朝廷的全部稅賦，而這項政策也在往後成為了宋朝皇帝登基之後對全國百姓的例行恩賞，雖然他這是搶了別人的功勞，但這事畢竟是他做出來的。

這樣的人讓我們很難將其定義為一個純粹的奸邪，但他錯就錯在慫恿趙恒大搞拜神運動，這讓宋朝把大把的時光和精力用在了對國計民生毫無益處的鬼神之事上。這是他人生最大的汙點，終其一生也洗不掉的汙點。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將真宗朝拜神運動的責任全都歸咎於王欽若的身上真的合理嗎？

在整個拜神運動中，趙恆才是那個最終拍板的人，他牢牢地掌握著至高無上的君權和話語權，王欽若縱然有錯，但這口黑鍋卻不該由他一個人來背。假如當時的趙恆不是那樣的一個“昏君”，那麼又怎會有後面的那一系列荒唐事呢？

王欽若這一生之所以能夠在政壇上那麼的“成功”，原因就在於他懂得在上位者面前投其所好，皇帝想幹什麼，他就用他那聰明絕頂的腦袋去為其出謀劃策。這樣的後果就是：皇帝想勵精圖治，他就會成為一代名臣和正臣，皇帝想驕奢淫逸，他就會成為遭萬人唾罵的奸佞。王欽若就是一頭變色龍，他的成色取決於他的皇帝是一個怎樣的皇帝，這一點透過他在大中祥符年間和天聖年間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我說這些不是想給王欽若翻案，在講述有關於他的故事和人生時，我沒少對他惡語相向。還是那句話，我們對於歷史人物要分開來看，所謂正邪都不是絕對的，況且一個人本身就是具有多重人格和麵相。

說到最後，我還想說一些我一直如鯁在喉的話。

有時候每每想到王欽若，我就會想到另一個人——司馬光。王安石的變法讓宋朝舉國上下都煥然一新，其國力也是隨之蒸蒸日上，可對於新法百般仇視的司馬光在掌權之後卻以“撥亂反正”為由將這塊燒得通紅的鐵扔進了冰水裡，整個宋朝就此人仰馬翻雞飛狗跳並隨即陷入無休止的黨爭之中，整個士大夫和官僚階層也就此被割裂，直到北宋亡國甚至直到南宋中後期這種裂痕也沒能得到縫合。

這是偉大的司馬光同志對宋朝的一大“貢獻”，而他對宋朝的另一大“貢獻”就是把無數宋軍將士用鮮血和頭顱換來的土地拱手讓給了死敵西夏。他的理由是這些地方是王安石主政時打下來的，而且因為之前的戰爭導致邊境局勢緊張，所以宋朝只要把這些奪下來的土地無條件送給西夏就能避免“友邦憤詫”，西夏從此就能夠老老實實地對大宋俯首聽命。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死後千年卻仍被無數人吹捧和膜拜，甚至說他是道德君子的楷模，後世的各種官方定論乃至於我們如今的歷史課本也是稱他為“偉大的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但對於他親手把宋朝推入內鬥的深淵並出賣國家利益的醜行卻是有選擇性地忽視和遺忘，究其原因無非就是宋神宗當年給他撥付了一筆鉅額專款並給他配備了大量工作人員讓他編撰出了一部讓後世的史學家和史學愛好者頂禮膜拜的《資治通鑑》。

對比司馬光的這兩大惡一大功，王欽若也寫出了巨型史學類書《冊府元龜》，但他的“惡”對比司馬光的“惡”真的就是罪不可恕嗎？那麼，司馬光為何能夠流芳千古而王欽若卻只能揹負千載罵名呢？同為書生和文官，王欽若好歹還跟遼國人真刀真槍地幹了一回，可司馬光呢？他連西夏人都怕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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