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漫進公社辦公室時，江奔宇指尖剛撫過最後一本臺賬的尾頁。泛黃的紙頁被歲月浸得發脆，上面用藍黑墨水寫就的字跡工整利落，從每一筆漁獲的種類、數量、分揀損耗，每一戶漁戶的出工天數、工分核算，都記得清清楚楚。周老根下午把這摞賬本送來時，粗糲的手掌在賬本上摩挲了許久，那句“咱漁村的家底都在這兒了”，此刻還在江奔宇耳邊迴響，沉甸甸的，裹著漁民們半生的生計與託付。

煤油燈被他撥亮了些，昏黃的光暈驅散了屋角的陰冷，把賬本上的數字映得愈發清晰。江奔宇從帆布公文包裡掏出那本磨破封皮的筆記本，翻開密密麻麻的副業案例，將臺賬資料與案例經驗逐一對應，筆尖在紙上飛快滑動，時而停頓核算，時而標註補充。他先把東漁村近半年的漁產資料摘出來：花蛤日均捕撈320斤，分揀損耗率達18%，多因混裝擠壓、無保鮮措施導致；縊蟶日均280斤，被小販壓價至每斤1分8，遠低於縣城供銷社的收購價3分2；黃花魚等近海魚類產量不穩定，遇風浪便顆粒無收，且上岸後最多存放兩天就會變質，只能低價急售。

“看起來多，人多分下去就少了。損耗太大，渠道太死，模式太舊。”江奔宇在筆記本上重重寫下這行字，指尖敲著桌面陷入沉思。蹲點碼頭時看到的景象歷歷在目：漁民們凌晨出海，正午頂著烈日分揀漁獲，優質貝類與雜魚混堆，小販們仗著壟斷權肆意壓價，辛苦一天掙的工分連半斤白麵都換不來。周老根說的“怕冒險”不是空話，前幾年張幹部的養殖鬧劇，本質是隻懂喊口號、不懂算細賬，如今他要搞合作社，必須把每一步都算透，把風險降到最低，才能讓大夥真正放心。

他順著思路往下梳理，合作社的輪廓漸漸清晰：以紅陽公社為依託，先整合東漁村全部漁戶資源，避免分散經營被小販拿捏；公社統一向縣裡申請保鮮鹽、塑膠薄膜，指導漁民按品類分揀漁獲，用薄膜密封、鹽漬保鮮的方式延長存放時間，把損耗率控制在5%以內；再盤活萬畝閒置灘塗，挑選水質肥沃、地勢平緩的區域，組織漁民養殖花蛤、縊蟶等易存活、市場需求大的貝類，統一投放苗種、統一管理養護；最後由公社對接上級供銷社，繞開本地小販的壟斷，按供銷社收購價成交，收益按“工分+養殖投入”分配，多勞多得，徹底打破“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

為了讓構想更具說服力，江奔宇連夜核算收益預期：按現有捕撈量，若損耗率從18%降至5%，每日可多留存近60斤花蛤、40斤縊蟶；對接供銷社後，每斤花蛤可多掙1分4，縊蟶多掙1分2，僅這兩項，全村漁戶日均工分就能增加30分；再加上灘塗養殖的額外產出，年底工分翻倍絕非空談。他把這些資料逐一謄寫在報告上，又補充了風險應對措施：苗種從縣農業局統一採購，降低成活率風險；保鮮物資先申請扶持，減少公社資金壓力；養殖由黨員帶頭試種，成功後再全面推廣。

天快亮時，煤油燈的燈芯燒得只剩一小截，江奔宇才把報告整理妥當。他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站起身活動了一下僵硬的四肢，窗外的天際已泛出魚肚白，碼頭方向傳來漁民們出海的號子聲，沙啞卻有力。他把報告和臺賬小心翼翼地鎖進抽屜，心裡清楚，這只是第一步，合作社的構想要落地，還得過公社幹部這一關——紅陽公社的幹部裡，既有固守舊觀念的保守派，也有與小販暗中勾結的既得利益者，這場會議註定不會順利。

上午十點，公社會議準時召開。會議室裡的舊木桌被擦得發亮，桌面刻著深淺不一的劃痕，那是多年來辦公留下的痕跡。牆上的“抓革命，促生產”標語雖已褪色，卻依舊透著莊嚴，十幾名公社幹部圍坐桌前，穿著清一色的舊中山裝，有的袖口打了補丁，有的領口沾著墨漬，手裡或攥著鋼筆，或捏著菸袋杆，眼神里滿是對這場會議的好奇與審視。

江奔宇把報告和核算資料攤在桌上，先簡單複述了近兩個月蹲點碼頭、走訪漁戶的所見所聞，講了漁民們被小販壓價的無奈，講了漁獲腐爛浪費的可惜，講了周老根交出臺賬時的囑託。“各位同志，紅陽守著萬畝灘塗、一片好海，本該是塊寶地，可漁民們卻守著金飯碗要飯。”他的聲音沉穩有力，目光掃過在場的每一個人，“我梳理了東漁村的漁產臺賬，也結合外地的副業經驗，草擬了合作社的構想，就是想讓大夥抱團取暖，打破小販壟斷，盤活閒置灘塗，讓漁民們多掙工分，過上好日子。”

話音剛落，會議室裡就炸開了鍋。公社副主任劉建國率先皺起眉頭，他靠在椅背上，雙手交叉放在胸前，語氣帶著明顯的質疑：“江主任，搞合作社？我看這不就是換個法子搞平均主義嗎？”他頓了頓，伸手點了點桌上的報告，“你說多勞多得，可真到分配的時候，誰能算得那麼清楚？漁民們出海捕撈有多有少，養殖投入有大有小，到最後還不是吵吵鬧鬧，反倒影響團結。再說，咱公社從來沒搞過這種模式，萬一出了岔子，誰擔得起責任？”

劉間革的話戳中了不少人的顧慮，坐在角落的會計老張連忙附和：“是啊，江主任，劉副主任說得有道理。咱公社資金本來就緊張，哪有錢買保鮮鹽、塑膠薄膜？還有灘塗養殖，苗種、農具都得花錢，萬一養不活，這些投入不就打了水漂？公社可沒這個資金兜底。”老張一邊說，一邊偷瞄了一眼坐在主位的王劍鈞，眼神里帶著幾分刻意的討好——他私下裡和本地小販張二有往來，小販每次壓價後都會給他塞點好處，若是合作社搞起來，他的好處就沒了，自然要極力反對。

“還有供銷渠道的事，哪有那麼容易對接？”另一名分管後勤的幹部李守義也開口了，他常年和縣裡打交道，深知體制內的規矩，“縣供銷社的物資都是按計劃分配，平時想多領點煤油都難，哪會輕易收咱們的漁產？就算對接上了，回款慢、壓價也是常有的事，到時候漁民們工分沒拿到，還得抱怨公社辦事不力。”他的話裡滿是消極，顯然是被過往的挫折磨沒了銳氣，只想安穩度日，不願冒險。

質疑聲此起彼伏，有人是怕擔風險、求安穩，有人是固守“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舊觀念，還有人像老張一樣，是怕合作社觸動自己的既得利益。江奔宇沒有慌亂，他拿起桌上的臺賬，翻到核算資料那一頁，遞到劉間革面前：“劉副主任，您看，這是東漁村近半年的漁產資料。按現在的模式，花蛤每日損耗就有57斤，相當於10戶漁戶一天的工分；對接供銷社後，每斤花蛤多掙1分4，全村每日就能多掙448分工，這可不是平均主義，是實實在在的增收。”

他又轉向老張，語氣平靜卻帶著力度：“張會計，關於資金問題，我已經想好了。保鮮鹽、塑膠薄膜可以向縣農業局申請扶持，苗種從農業局統一採購，能享受補貼；前期養殖不用大規模鋪開，先拿出三畝灘塗試種，由黨員帶頭，投入少、風險低，就算失敗，也不會影響全村漁戶的生計。至於你擔心的投入白費，我可以向縣裡申請技術指導，再結合周老根隊長多年的海上經驗，把控養殖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