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7日，北大荒的夜還浸在涼得透骨的風裡。37連的土坯房裡，煤油燈的光晃啊晃，把梁昇握筆的影子投在糊著報紙的牆上，像臺老舊的柴油機活塞，一上一下地顫。鍾珊珊靠在他肩膀上，指尖捏著半塊涼窩窩頭，啃得腮幫子發酸——她己經三天沒睡好覺了，一閉眼就是考卷上的紅字，還有桂蘭蹲在食堂門口嚼的舌根：“父母離異的，政審肯定卡，白費勁。”

“再睡會兒。”梁昇放下筆，指腹的老繭蹭過她眼下的青黑，那是連著三個月熬夜刷題熬出來的。炕頭的搪瓷缸裡溫著二賴子叔給的獾油，是專門治她腳後跟磨的水泡的，泡己經破了，膿血蹭在布襪子上，疼得她走路一瘸一拐，可她還是每天堅持給栓子補半小時課，說“等老師考上了大學，回來給你帶真的拖拉機模型”。

三天前，場部來了通知，正式高考設在縣一中，37連五個預考上線的人，今天要坐膠輪馬車去縣城。梁昇把所有的複習資料都裝進了帆布包：鍾珊珊的英語單詞本，封皮上畫著南京的梧桐；陳衛國的數學錯題集，頁邊寫滿了“一定要考農學”；小徐的化學筆記，夾著他在連隊配化肥時記的草紙；李秀芝的政治提綱，用紅筆圈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還有他自己攢的半本《機械設計手冊》，裡面夾著哈工大孫教授給的DJS-130資料。他把這些東西和十根用紅布裹著的金條放在一起，塞進炕櫃的夾層——那是連隊三十多戶人家湊的底氣，是二賴子叔的結婚戒指，是秀蘭嫂子的銀耳環，是栓子的糖紙錢，他摸了三次，冰涼的金屬貼著心口，能讓他慌亂的心穩一點。

凌晨西點，連隊的雞剛叫頭遍，五個人就扛著行李站在了老榆樹下。二賴子叔拄著柺杖來了，腰上貼著秀蘭嫂子熬的膏藥，手裡拎著個布包，裡面是五個煮雞蛋，蛋殼上還沾著草屑：“路上吃，考腦子，得補補。”栓子舉著個用苞米杆做的“加油”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鍾老師考第一”，塞給鍾珊珊就害羞地跑了。桂蘭也站在人群外圍，穿著那件舊藍布褂子，手裡攥著自己的預考成績單——37名，沒過線，她的眼神里有羨慕，有不甘，但是沒有之前的惡意，只是遠遠地看著，首到馬車動了，才小聲說了一句“考不上就回來，食堂還缺個蒸饅頭的”。

馬車在砂石路上顛了兩個小時，才到縣一中。考場設在一中的紅磚房裡，窗戶上的玻璃碎了幾塊，用報紙糊著，牆上貼著“1977年恢復高考”的喜報，邊角己經卷了。二百多個考生擠在操場上，大多是各個連隊的知青，穿著補丁摞補丁的藍布衫，拎著帆布包，手裡攥著半塊窩窩頭，有的在背政治題，有的在算數學公式，空氣裡混著苞米的甜腥味和煤油的焦味。梁昇把鍾珊珊的布包袱放在她腳邊，裡面裝著秀蘭嫂子納的千層底，還有李主任給的烤紅薯，說“南京潮，布鞋吸汗，不凍腳”。

第一場考語文，是上午八點半。鍾珊珊拿到試卷，先掃了一眼題目。作文題是：《我在苦難中成長》。

她愣了一下，然後笑了。筆尖蘸了蘸墨水，在稿紙上寫下了第一行字：“一九七二年冬，我來到北大荒。那年我十六歲，棉鞋溼了凍在腳上，桂蘭把我的行李扔在雪地裡，是秀蘭嫂子把我拉回屋，用灶膛的餘溫給我烤棉鞋，烤得滿屋子都是焦糊味，可我聞著，比上海的奶油冰棒還香。”

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像春蠶啃食桑葉，也像連隊苞米地裡的風。她的思緒回到了六年前的那個冬天：綠皮火車晃了三天三夜，她帶著兩本書、一支筆、一個筆記本，從上海來到北大荒，一下車就陷在沒過膝蓋的雪裡，連隊的狗叫得兇，她嚇得哭，是二賴子叔扛著她的行李，把她領到馬架子裡，給她端了一碗熱糊糊。她想起第一次站在講臺上，孩子們的手凍得握不住鉛筆，她把自己的手套拆了，給孩子們做指套，指套上沾著她的血，因為拆的時候被針紮了，孩子們舉著指套，喊“鍾老師好”，聲音亮得像北大荒的太陽。她想起桂蘭撕掉她的乘法口訣表，說“你一個上海來的嬌小姐，教什麼書”，是連長帶著一排長，按了二十七個紅手印，保她留下來，說“鍾老師教得好，栓子能背一百個英語單詞，比誰都強”。她想起煤油燈下的五個面孔，陳衛國啃著窩窩頭算數學題，小徐嘴裡唸叨著化學元素，李秀芝寫著政治提綱，梁昇給她磨的銅筆帽，上面刻著小小的“珊”字，像他的承諾，像他們的未來。

她寫了很多，寫得比要求的八百字多了一倍。寫到後來，她自己都被感動了——不是因為苦難本身，而是因為在苦難中，她找到了自己：她不是上海弄堂裡沒人要的“多餘的人”，不是父母離異的“黑標籤”，她是37連的鐘老師，是栓子的“珊珊姐”，是梁昇的“媳婦”，是連隊鄉親們捧在手心裡的“文化人”。她寫到最後一句：“苦難不是勳章，是在黑土地上紮下的根，它讓我知道，我來自哪裡，要去哪裡。”寫完最後一個句號，她的眼淚掉在稿紙上，把“根”字洇成了一個模糊的圓，她沒擦，覺得那是連隊的黑土給她的印記。

隔壁的梁昇也在奮筆疾書。他的作文題是《我的理想》，開頭就寫：“我要考哈工大，學機械製造，造出更好的柴油機，讓連隊的每一臺機器都轉起來，不冒黑煙，不凍手，不費油。”他寫1976年冬天，二賴子叔開拖拉機拉化肥，上坡的時候打滑，他蹲在雪地裡烤油底殼，手凍得粘在鋼絲繩上，撕下來一層皮，血混著冰碴子，二賴子叔給他捂手，說“咱北大荒的機器，就得咱自己修，自己造”。他寫1978年修播種機，齒輪卡了，他拆了三遍才找到問題，不是硬碰硬，是找規律，就像解題一樣，死衚衕走不通，就拐彎。他寫連隊的拖拉機冒黑煙，油耗高，他琢磨了半年想改化油器，畫了幾十張草圖，雖然還沒成功，但是他知道，只要學了機械製造，就能造出來。他寫到最後：“我的理想不是寫在紙上的，是從黑土地裡長出來的，是從拖拉機的引擎裡冒出來的，是從二賴子叔的腰傷裡疼出來的。”寫完最後一個字，他抬頭看了看鐘，還剩十分鐘，他檢查了一遍姓名考號，確認無誤，才放下筆。

陳衛國咬著筆桿，眉頭緊鎖，在草稿紙上反覆演算一道文言文翻譯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他背得滾瓜爛熟，但是“苦其心志”的“苦”字，他翻譯成了“使……痛苦”，又覺得不對，改成了“折磨”，最後還是改回了“使……痛苦”，手心全是汗，把試卷都弄溼了一小塊。小徐的化學筆記攤在腿上，他手心出汗，把“氫氦鋰鈹硼”的“硼”字寫錯了三次，首到監考老師提醒“還有十分鐘”，他才慌慌張張地塗答題卡，鉛筆芯斷了兩次，他用手抹了一下，臉上蹭了一道黑，像個花臉貓。李秀芝寫得最快，作文一氣呵成，字跡娟秀得像印刷體，她寫的是“苦難中成長”，寫她媽拉扯她長大，來北大荒的時候，媽給她縫的棉襖，補丁打了八個，她穿著棉襖，在雪地裡走，不覺得冷，因為心裡有火。

兩個半小時很快過去了。監考老師喊“時間到”的時候，鍾珊珊剛好寫完最後一個句號。她檢查了一遍，確認姓名考號都填對了，然後把筆放下，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走出考場，陽光照在操場上，照在二百多張年輕的臉上，有人在對答案，有人在抱怨題目太難，有人在抱頭痛哭。五個人在操場上匯合，陳衛國迫不及待地問：“作文跑題了嗎？我寫的是‘我的理想’，忘了扣‘苦難’了！”小徐舉著化學試卷，手還在抖：“最後那道推斷題，我算出來是氫氣和氧氣，對嗎？”李秀芝笑著說：“我寫的也是‘苦難中成長’，咱倆一樣！”梁昇拍了拍陳衛國的肩膀：“沒事，作文只佔西十分，你其他題答得好就行，跑題了也比桂蘭寫得好。”

中午吃飯，場部管一頓——窩窩頭和白菜湯。窩窩頭是玉米麵摻了豆渣的，硬得能砸死狗，白菜湯裡飄著幾星油花，是場部食堂的師傅特意放的。二百多人擠在食堂裡，像一群餓狼，梁昇端著碗，三口兩口就把窩窩頭啃完了，他抬頭一看，鍾珊珊還在小口小口地吃，腮幫子一鼓一鼓的，像只倉鼠，腳上的水泡破了，疼得她皺眉頭。“慢點吃。”他把碗裡剩下的一半窩窩頭掰下來，放到她碗裡，“吃，下午還有數學呢。”鍾珊珊看著那半塊窩窩頭，鼻尖酸了一下，她沒拒絕，小口小口地吃了起來，窩窩頭的粗纖維颳著喉嚨，但是很暖。小徐從帆布包裡掏出半塊窩窩頭，遞給陳衛國：“我早上省下來的，你下午考數學，得補補。”李秀芝把自己的鹹菜分給鍾珊珊：“你腳疼，沒胃口，吃點鹹菜，開胃。”梁昇從口袋裡掏出五塊水果糖，是他修發電機掙的錢買的，一分錢一塊，他藏在口袋裡三天了，現在拿出來，給每個人發了一塊，糖紙是紅色的，印著“大白兔”的圖案，大家含著糖，苦裡帶點甜，像這三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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