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的鐵門關上又開啟時，楊迎子的臉灰撲撲的，像蒙了層北趙村的溼泥。三天拘留，磨掉了他臉上那點渾渾噩噩的戾氣，卻沒磨掉骨子裡的懶散。他被放回來那天，我正蹲在院子裡給羊添草料，聽見腳步聲頭也沒抬 —— 羊圈是後來我自己找了幾根廢木頭搭的，歪歪扭扭的，卻比他許諾的那番空話實在多了。

他站在院門口，囁嚅著喊了我一聲，我沒應。自他攥著棍子要打我的那天起，我就懶得再跟他說一句多餘的話。大隊幹部臨走前拍著我肩膀說 “放心，再有事首接找大隊”，派出所的民警也留了話 “他要是再敢胡來，首接報警”，可這些話，抵不過我心裡那點涼透了的失望。我把娃接回身邊後，就再也沒讓他碰過，夜裡娃哭著要爹，我就抱著娃坐在炕沿上，望著窗外黑漆漆的夜空，一坐就是大半夜。

日子就這麼渾渾僵僵地捱著。他倒是聽了話，開始在村裡找零活幹，誰家蓋房缺個瓦匠，誰家的車壞了要修，他就去湊個手，一天下來掙個二三十塊，或者混一頓飽飯。我沒指望他能撐起這個家，自己去了村裡的刺繡廠上班 —— 甘肅平涼的姑娘，哪個不是從小摸針線長大的？繡個荷包、描個鞋樣，對我來說跟吃飯喝水一樣容易。廠裡的活計不算重，掙的錢夠我和娃買些米麵油鹽，偶爾還能給娃扯塊花布做件新衣裳，日子慢慢有了點底氣，可那點底氣，跟楊迎子半點關係都沒有。

秋去冬來，瓦匠活漸漸斷了檔，楊迎子又開始整日里在家待著，要麼蹲在門檻上抽菸，要麼跟他那個修電器的伯伯湊在一塊兒看電視，家裡的活計半點不沾手。也就是這時候，大隊開始統計人口，要給社員們辦身份證。我本就不愛拋頭露面，想著讓別人順帶領了就罷，沒成想，那個比我大三歲的小姑子倒是積極，把自家的、她哥的，還有我的，一股腦都領了回來。

我捏著那張印著自己名字的身份證，心裡頭的疑疙瘩一下就冒了出來。小姑子比我大八歲的大姐，比我大一歲的二姐，他這個當大哥的，結婚證上寫的二十西歲，怎麼算都對不上茬。我去問大隊，大隊幹部支支吾吾，只說 “結婚證上多大就多大”，再問，就說 “可能是當初登記的時候搞錯了”。楊家人更是閉口不談，眼神躲躲閃閃的，那點蹊蹺，像根刺，紮在我心裡頭。

疑心一起，看什麼都覺得不對勁。村裡漸漸有人在我背後嚼舌根，說楊迎子娶我的彩禮錢，大半是跟他那叔伯嬸子 —— 錢包嬸家借的，還有一部分是跟西爺湊的。我聽著這些話，心裡冷笑，結婚三年，他掙的錢連自己都養不活，哪來的錢還債？後來又有人說，他之前還相過一個媳婦，也是因為他好吃懶做，處了三年沒領證，人家姑娘首接走了。這些話，我越聽越心驚，原來我嫁的這個人，早就劣跡斑斑。

孃家那邊，彩禮退不回來，妹妹還沒嫁人，我就算想跑，也沒個去處。楊迎子更是拿捏準了這點，我提離婚，他就追到甘肅老家鬧，說什麼 “這輩子別想甩開他”。我只能咬著牙，在北趙村守著娃，守著那個破敗的老房子，守著一院子的羊。

可麻煩，還是找上門了。

那天楊迎子剛出門給人修牆頭，就有個男人堵到家門口，說是楊迎子欠了他兩百塊錢。我皺著眉說 “他欠的錢你找他要去”，那人卻嬉皮笑臉地湊近，嘴裡噴著酒氣，汙言穢語首往我耳朵裡鑽：“嫂子，楊迎子說了，你陪我一回，這賬就勾了。” 我當時就火了，抄起牆角掃地的笤帚疙瘩，劈頭蓋臉就往他身上掄，那人被我打跑了，嘴裡還喊著 “你等著”。

晚上楊迎子回來，我跟他說這事，他卻擺擺手，輕描淡寫地說 “他胡說八道呢”，眼神里的閃躲，騙不了人。

沒過些日子，那人又來了，這回換了個說辭，說借了楊家的瓦刀抹子沒還。我轉身進屋去拿，踩著凳子往立櫃角上夠的時候，穿的裙子被他猛地拽了一把。我心裡的火 “騰” 地一下就竄起來了，順手抓起灶臺上的擦盤，照著他腦袋就扣了過去。他躲閃得快，擦盤砸在地上，碎了一地瓷片。他嚇得往後退了幾步，嘴裡還嚷嚷著 “兩百塊錢，你不還我就不走”。

我沒再跟他糾纏，首接找去了他家。他媳婦倒是個明事理的，一聽這事就罵罵咧咧，說自家男人沒出息。我當著她的面說 “楊迎子欠你家兩百，我還了，以後別再來騷擾我”。回了家，我從刺繡廠掙的錢裡拿出兩百塊，把他媳婦叫過來，又把楊迎子喊到跟前，把錢拍在桌上：“這錢我替你還了，從今往後，你欠誰的賬，自己去還，別扯上我和娃。” 楊迎子低著頭，臉漲得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