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裡，咱在趙大姐的作坊裡寫材料，馬燈的光映著紙頁，昏昏黃黃的。趙大姐和幾個女工坐在旁邊，給咱縫補磨破的褂子，針線在手裡飛。一個叫小翠的女工手最巧，針腳扎得密實，她小聲說：“阿房兄弟，俺們這些苦命女人沒讀過書，可俺們知道，只有跟著李先生這樣的人，跟著能為咱說話的黨，咱才能有活路。”她把碎布片拼得整整齊齊，“俺們都盼著黨能早點成立，盼著能有自己的隊伍，再也不用受資本家的氣，再也不用被人隨便欺負。”

第二天的請願出奇地順利。三百多號工人和女工堵在鎮政府門口，趙大姐舉著寫著“還我工友，還我工錢”的白布旗，嗓子喊得嘶啞，卻格外有力量。軍閥頭子扒著門縫往外瞅，見人越聚越多，怕事情鬧到省裡丟了烏紗帽，只好把抓的工人放了，還答應給工人每天漲兩個銅板的工錢。馬大壯抱著被放出來的兄弟，哭得像個娃：“阿房兄弟，這都是託你的福，託李大釗先生的福啊！咱工人終於能抬起頭說話了！”

離開寶雞去延安時，天剛矇矇亮，天邊染著橘紅，把鎮子的土坯牆都映暖了。路邊的柳樹枝條軟乎乎的，冒出些嫩黃的芽尖，風裡少了些刺骨的寒，多了點土腥味。趙大姐給咱裝了滿滿一包袱粗布，都是女工們連夜織的，布面結實得很：“這布耐穿，能做件新衣裳。材料寫好了可得早點寄給上海的籌備組，讓他們知道咱西北工農不是軟柿子，是硬骨頭！”馬大壯則把一把磨得發亮的開山鎬塞給咱，鎬頭閃著寒光：“這鎬頭能開山，也能防身，你帶著路上用。告訴上海的同志，咱西北的工人，隨時等著黨來領導，刀山火海都敢上！”

延安的路難走，全是盤山道，石頭硌得腳生疼，路兩旁的山峁上，稀稀拉拉長著些檸條，枝椏上還掛著去年的幹黃葉子。走了三天，才瞅見山腳下王鐵匠的鋪子，鋪子門口的大鐵砧子被砸得凹下去一塊，黑黢黢的發亮。王鐵匠正光著膀子打鐵，古銅色的脊樑上全是汗珠，大錘掄得呼呼響，火星子濺在地上，燙出一個個小黑點，又順著土坡滾下去，像串起的小燈籠。見著咱手裡的糜子帕子，他立馬停了活，大錘往砧子上一放：“阿房哥，你可來了！俺這鐵砧子都等你等得涼透了！”他把燒紅的鐵塊放在砧子上，“哐當”就是一錘，“咱延安的互助會，現在都用俺打的鐮刀鋤頭，比地主家的好用十倍，鄉親們都說，這是‘革命的傢什’，用著有勁兒！”

王鐵匠的鋪子裡，牆上掛滿了各式各樣的鐵器，鐮刀、鋤頭、砍刀，都磨得鋒利無比。“這幾把砍刀是給互助會的兄弟防身用的，”他拿起一把砍刀遞給咱，刀刃快得能削斷頭髮，“上次地主的狗腿子來搶糧，咱就用這砍刀把他們趕跑了，讓他們知道咱延安的鄉親不好惹！”他拍著胸脯說，“咱工農的骨頭，就像這鐮刀一樣硬，再大的磨難也折不斷！”

夜裡，延安的月亮升得老高，清輝灑在鋪子裡的鐵器上，泛著冷幽幽的光。王鐵匠把延安互助會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跟咱說，半點都不藏著掖著。他媳婦給咱端來碗小米粥，粥熬得稠稠的，裡頭還臥了個雞蛋，黃澄澄的看著就暖心：“阿房兄弟，這雞蛋是咱自家雞下的，你一路辛苦，補補身子。咱延安的鄉親苦了一輩子，都盼著黨能早點來，盼著能有好日子過，盼著娃們能穿上暖衣裳、吃上飽飯。”窗外的風颳過山峁，帶著檸條的澀味，小米粥暖得咱胃裡舒服極了，也暖得咱心裡更有底——這就是咱革命的根基，是最樸實也最堅定的力量。

在延安待了五天，咱把互助會的人數、工農的收入、苛捐雜稅的明細都摸得清清楚楚，筆記本記滿了厚厚一沓。臨走時，王鐵匠把一塊燒紅的鐵塊“滋啦”一聲淬在水裡，白煙冒得老高，混著水汽飄出鋪子，落在門前的黃土上，洇出一小片溼痕。“阿房哥，這鐵塊淬了水才硬邦邦的，咱工農的骨頭也一樣，得經點磨難才結實。你把材料寫好，上海的同志一看就知道，咱西北是塊能鬧革命的好地方，咱延安的鄉親，都是黨最可靠的人！”遠處的山影在晨光裡漸漸清晰，塬上的風也多了些暖意。

回北平的路上，咱把收集到的情況整理成材料，寫在李大釗先生給的粗麻紙筆記本上。每一個字都蘸著工農的血汗，每一個故事都透著西北人的硬氣。到北平破廟時，王京岐、李宣辰、張大山他們早就在門口等著了，張大山的山東腔先喊起來，震得破廟的瓦片都顫：“阿房哥，你可回來了！俺們天天去火車站蹲守，都快把站臺踏平了！”

咱把材料攤在石桌上，馬燈的光映著每個人的臉，都亮堂堂的。王京岐指著材料裡“浙江工友盼聯合”的字樣，眼睛都紅了，浙江口音帶著顫：“阿房哥，你把這話寫得太對了！俺們浙江的工友，跟陝西的夥計們就是一條心，打斷骨頭連著筋！”李宣辰攥著寫有“咸陽塬互助會”的那一頁，手都在抖，陝北話裡滿是激動：“咱陝西的工農，終於能讓上海的同志知道了！咱不是任人欺負的軟柿子，是敢跟地主老財拼命的硬骨頭！”

沈文拿著材料，看得格外仔細，筆尖在旁邊做著批註，眉頭一會兒皺一會兒舒。“阿房，這些材料太珍貴了，全是活生生的例子，比任何大道理都管用。”他指著“要重視西北工農，他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這句話，重重一點，“這話寫得好，說到了根上！”他把材料整理好，用麻線仔細裝訂起來，“這材料寄到上海，籌備組的同志一看就明白，咱革命的根基在西北，在千千萬萬的工農中間。”

寄材料那天，天剛矇矇亮，天邊泛著魚肚白。咱和王京岐、李宣辰一起去火車站，路上的露水打溼了褲腳，涼絲絲的。李宣辰把一封疊得方方正正的家信塞進材料袋：“這是俺給俺娘寫的信，讓她知道咱陝西的工農有盼頭了，黨就要成立了，以後再也不用受氣了。”王京岐則把一包用油紙包好的杭白菊放在信封上，香氣淡淡的：“這是俺娘種的菊花，讓上海的同志嚐嚐。咱浙江和陝西的情誼，就像這菊花一樣，經得起風霜，熬得過寒冬。”

火車開動時，咱扒著車窗揮著手，看著王京岐和李宣辰的身影越來越小，首到變成兩個小黑點。懷裡的空筆記本還在，可咱知道，它己經裝滿了西北工農的期盼，裝滿了革命的火種。風從車窗吹進來，帶著北平的寒氣，可咱心裡頭的火更旺了——這材料寄到上海，就像把一顆火星扔進了乾柴堆，遲早會燒遍全國，燒得那些地主資本家、軍閥惡霸無處可逃，燒出一個屬於咱工農的新世界。

回到破廟，張大山正蹲在爐邊烤紅薯，紅薯烤得滋滋冒油，香氣混著柴火的煙味飄滿了破廟。廟門口的榆樹枝上，冒出些嫩綠色的芽苞，被風吹得輕輕晃。他見著咱就喊，山東腔亮堂堂的：“阿房哥，快過來吃紅薯！咱就等著上海的好訊息，等著黨成立的那一天！到時候，咱就帶著這些材料回西北，把工農都組織起來，跟那些惡人拼到底，打出一個天翻地覆！”紅薯的甜香混著柴火的焦香，飄進每個人的心裡，那是希望的味道，是革命的味道，是屬於咱工農自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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