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不動聲色，順著他的話，時而附和，時而引導：“靜庵兄所言極是。北洋失盡人心，南方……孫先生那裡，倒是有些新氣象，聽說蘇俄頗多援助，黨務也在整頓。只是這亂世，終究是槍桿子說話。不知首系內部，如今情形究竟如何？吳子玉（吳佩孚）真能穩住局面？”

徐靜庵壓低聲音：“吳佩孚？剛愎自用，手下將領也非鐵板一塊。聽說馮煥章（馮玉祥）就對賄選一事極為不滿，只是隱忍不發。還有王承斌、王懷慶那些人，各有算盤。皙子兄，你是不在其位，不知其鬥得厲害。這北京城，看著是曹吳的天下，底下不知多少暗湧。”

楊度心中一動，馮玉祥？這正是名單上需要重點留意的人物之一。他繼續以閒聊的口吻，從徐靜庵那裡套出了更多關於首系內部人事矛盾、兵力部署、對南方態度等零碎資訊。這些資訊，有些是公開秘密，有些則是頗有價值的內幕。他默默記在心裡。

辭別時，徐靜庵送他到門口，忽然嘆道：“皙子兄，你我是舊識，說句實話，你這身本事，埋沒在商賈之中，可惜了。這世道……唉，好自為之吧。”

楊度聽出他話中的試探與感慨，只含糊應道：“時也，命也。靜庵兄也保重。”

回到客棧，己是夜深。楊度閂好門，在燈下將今日所得資訊，用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號和縮寫，匆匆記在一本看似尋常的賬本上。心跳得有些快，不是害怕，而是一種久違的、參與重大事務的緊張與興奮，混合著一種“正在做正確之事”的充實感。這與當年為袁世凱出謀劃策時的感覺截然不同，那時是野心和權謀，此刻卻是贖罪與使命。

接下來的日子，他以類似的方式，接觸了名單上的另外幾人——一位在報館任職、時常發表批評時政文章的門生；一位在鐵路局做事、能接觸到軍運訊息的故舊；甚至透過拐彎抹角的關係，與一位在保定（首系大本營）擔任參議的失意小官僚搭上了線。每次會面都精心安排，藉口各異，或品茶，或“偶遇”，或談論古董文玩。他像個耐心的獵人，從這些舊關係網的縫隙中，一點點剝離、篩選、拼湊出北方軍政界的人心向背、矛盾縫隙、可能爭取的力量。

工作比想象中更艱難，也更危險。有些人對他戒心很重，說話滴水不漏；有些人則想從他這裡套取南方或他本人的資訊；更有一次，在與那位保定參議“偶遇”於茶館時，他隱約覺得鄰桌有人窺視，立刻警覺，提前結束談話，匆匆離開，之後數日未再露面。那種如芒在背的感覺，讓他徹夜難眠，深知自己一旦暴露，以“帝制禍首”加“南方間諜”的雙重身份，必是死路一條。

但他沒有退縮。相反，這種危險和艱難，更激發了他內心的某種執拗。彷彿每一次成功的接頭，每一份有價值的情報傳回，都是在為他過去那場荒唐的帝制鬧劇和隨之而來的禍國殃民，一點點地償還孽債。他做得格外認真，格外謹慎，也格外投入。那些在天津租界旅館裡讀過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與李大釗的長談，孫中山的囑託，此刻都化作了分析情報、判斷形勢、選擇策略的思想工具。他不再是從“君臣”、“權謀”的角度看問題，而是嘗試用“階級”、“矛盾”、“革命形勢”的眼光來審視北方這盤亂棋。

一個月後，他設法與李大釗取得了極其隱秘的聯絡。在一家嘈雜的澡堂子煙霧瀰漫的休息室裡，兩人裝作不相識的客人，並排躺在榻上，用幾乎耳語的聲音，簡短交換了各自掌握的情況和判斷。李大釗肯定了他工作的價值，也提醒他務必注意馮玉祥部的動向，認為此人及其部下，確有爭取的可能，是未來北方局面的一個重要變數。同時，李大釗也告知他北方工運、學運的最新情況，這些民眾的力量，將是革命最深厚的潛力。

這次會面，讓楊度更加明確了方向，也感受到了自己並非孤軍奮戰。他雖是“秘密使命”的獨立執行者，卻也是整個革命棋盤上的一枚棋子，與南方的孫中山、北方的李大釗、以及千千萬萬看不見的同志，共同呼吸，脈動相連。

秋意漸深，北方的風己帶肅殺之氣。楊度完成了在天津、保定等地的初步聯絡與情報收集，將一份加密的報告，透過秘密渠道送回了上海。報告中不僅列出了首系內部的主要矛盾、可爭取物件的詳細情況、兵力部署的薄弱環節，還附上了他對北方未來局勢可能演變的分析判斷。

做完這一切，他準備按照計劃，前往北京——那座他政治生命開始和毀滅的城市。他知道，北京之行將更加危險，那裡認識他的人更多，曹吳的統治也更嚴密。但名單上幾個關鍵人物，必須在北京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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