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九年三月十二（1920年3月12日），北京的早春，依舊帶著料峭的寒意。未名湖的冰還未化盡，殘存的冰面在午後的陽光下泛著慘白的光，像一片片巨大的、正在融化的傷疤。湖畔的柳枝抽出了些嫩黃的芽，在北風中瑟瑟地抖，怯生生的，彷彿對這姍姍來遲的春天，既期盼，又畏懼。

楊承哲站在北京大學紅樓西側的圖書館門前，望著那塊白底黑字的木牌，躊躇了許久。他穿著一身半舊的藏青布袍，外面套了件灰呢馬褂，頭上戴著頂呢帽，帽簷壓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個臉。手裡提著個布包袱，裡面是幾本翻爛了的《新青年》和《每週評論》，還有他這幾個月寫下的、厚厚一疊讀書筆記和困惑疑問。手心裡全是汗，冰涼黏膩。

他還是來了。在天津那間發黴的旅館裡，經過長達數月的思想掙扎、自我否定、近乎絕望的苦讀之後，他終於鼓起這畢生最大的勇氣，踏上了來京的火車，找到了這座紅樓，找到了這個在那些刊物上以犀利筆鋒、嶄新思想震撼了他的名字——李大釗，字守常。

他知道這有多冒險。他是“帝制禍首”，是政府明令通緝的要犯。北京城裡，認識他這張臉的人不少。萬一被人認出，報給當局，等待他的就是牢獄，甚至……更糟。可他顧不得了。那些在新思潮衝擊下產生的困惑、苦悶、求索的焦灼，像無數只螞蟻，日夜啃噬著他的心。他需要答案，需要指引，需要有人告訴他，這條剛剛在眼前露出一線微光、卻又佈滿迷霧的新路，究竟該怎麼走。而能給他答案的，似乎只有這個寫《庶民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李守常。

他深吸一口氣，冰涼的空氣刺得肺葉生疼。然後，他抬步，邁過了那道不算高、卻彷彿重若千鈞的門檻。

圖書館裡很靜，瀰漫著舊紙張、油墨和灰塵混合的、特有的書香。午後陽光從高大的玻璃窗斜射進來，在磨得發亮的紅漆地板上投下一道道明晃晃的光柱，光柱裡塵埃飛舞。一排排高大的書架像沉默的巨人，矗立在光影之中，架上密密麻麻的書籍，中文的，外文的，舊的，新的，像一片浩瀚無邊的、思想的森林。

借閱臺後，一個穿著灰布長衫、戴著圓框眼鏡、約莫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正在整理卡片。聽見腳步聲，他抬起頭，目光透過鏡片，平靜地望過來。

“先生，借書還是找人？”聲音溫和，帶著河北樂亭口音。

楊承哲的心猛地一跳。他認得這張臉——在《新青年》的扉頁上，在那些進步刊物的文章旁，見過照片。清瘦，儒雅，目光卻沉靜而銳利，像能看透人心。正是李大釗。

“我……我找李守常先生。”楊承哲聽見自己乾澀的聲音。

李大釗放下手中的卡片，仔細地打量了他一下。目光在他那刻意壓低卻仍顯不凡的氣度、那身雖然半舊但質地考究的衣服、還有手中那個鼓鼓囊囊的布包袱上停留了片刻。然後，他點了點頭，臉上露出溫和的笑意：“我就是。先生是……”

楊承哲的手在袖中握成了拳。他上前一步，摘下帽子，微微躬身，用盡全身力氣，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穩：“湖南楊度，楊皙子，特來拜會守常先生。”

“楊度”二字出口的瞬間，圖書館裡彷彿更靜了。連遠處書架間隱約的翻書聲都消失了。借閱臺後那個整理卡片的年輕館員，手指僵在了半空，猛地轉過頭，眼中是無法掩飾的驚愕，甚至……一絲本能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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