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塞薩羅亞王朝史（29）

繼承者們

當這個提議被提出時, 貴族們激烈反對，蓋因這個孩子的父系血統不夠高貴，且有私生子的嫌疑（他出生後他父母的婚姻才得到牧首認可）, 但景王強大的軍隊鎮壓了貴族們的騷動，他還將東方哲學與塞薩爾一世的著作《論戰爭》聯絡在一起, 慷慨激昂地論述了“天命歸於有德之人”的正當性, 因此這場□□的結局時貴族們承認了這個結果, 對那個名叫塞巴斯蒂安的孩子宣誓效忠, 承認他是未來的奧古斯都。

在景王離開君士坦丁堡的三年後，他的堂弟皇七子衡與伯父太宗皇帝相繼去世, 景王繼位為後秦王朝的第三位皇帝, 改元建昭, 登基後, 建昭帝建立了雲臺、儀鑾司、制器司、神機營等機構，極大強化了君主專/制，並在“金鑾逆案”後將江南黨驅逐出政治重心，又在南直隸、浙江二省“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 進一步加強了對江南地區的控制；外交上，他大力發展兩秦貿易，鼓勵兩秦間的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 並先後於建昭五年和建昭二十七年御駕親征，徹底消滅了蒙古人對商路的威脅，使得商路從此暢通無阻，而奧古斯都直屬的特拉布宗地區也在名義上成為後秦皇帝的封邑, 建昭帝以唐人對羅馬的稱呼將其改名“拂菻”, 作為中羅友誼的見證, 拂菻在1956年成為兩國共管的自治區, 其特殊的歷史孕育出來獨特的“拂菻文明”。

建昭十二年，阿雷西歐曾經帶著他的兒子來到長安城和建昭帝會面商討商路的規劃，在原計劃中，結束了這趟旅行，塞巴斯蒂安就應該和海倫娜結婚併成為西蒙二世的共治皇帝，但這段婚姻最終沒有成功－－－就在父子二人前往長安締結盟約時，海倫娜公主和一位歌手私奔，當她的未婚夫回到君士坦丁堡後，她已經懷孕。

海倫娜的行為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西蒙二世雷霆大怒，但仍然試圖挽救，他說服了塞巴斯蒂安的父母，等海倫娜生下孩子後再讓她和塞巴斯蒂安結婚，但不幸的事情再度發生，海倫娜在生下一個男孩後難產而死，西蒙二世不僅在晚年再遭喪女之痛，他期冀的權力傳承也再生波折。

有關海倫娜公主的死亡，大皇宮檔案館中還保留著一份記錄，記錄者稱公主在臨終前向父親控訴他“為了他的養子忽視自己，把自己當成賦予養子繼承權的工具而非心愛的女兒”，這為我們瞭解海倫娜公主的個人想法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無論如何，海倫娜公主的死亡和婚姻的告吹令潛在的皇位繼承者們再度看到了機會，他們開始遊說西蒙二世選擇他的弟弟安託萬或者侄兒雷蒙，但西蒙二世再度強調了他和塞巴斯蒂安的養父子關係和塞巴斯蒂安的繼承人身份，表示這一點絕不會因為海倫娜的死亡動搖。

海倫娜死後，塞巴斯蒂安的父母安排他和他的表妹安東尼婭·杜卡斯結婚，對此西蒙二世的態度“不算贊同”，但也沒有反對，有關安東尼婭的記載甚少，哪怕是在她的女兒亞歷山德拉撰寫的史書中也鮮少提及母親，有關她和塞巴斯蒂安的關係比較惹人猜測的是他們在結婚兩年、生下了女兒亞歷山德拉後“反目成仇”，時任安條克主教回憶“公爵在一個下著暴雨的夜晚闖進教堂，要求與他的妻子立刻離婚”，他同時還給西蒙二世寫信稱“無法再忍受和她共同生活一分鐘”，有關他為何突然如此痛恨妻子一直沒有一個準確的答案，有傳言稱年輕的公爵發現了妻子和他的親生父親通姦，但這一傳言無法解釋為什麼塞巴斯蒂安的母親伊琳娜女公爵也反對他們離婚並保護自己的侄女。

無論如何，雖然塞巴斯蒂安最終放棄了離婚的想法，但他也不願意再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在西蒙一世的支援下，他來到軍隊服役，並在第二年擊敗了撒拉森軍隊，將帝國的領土擴張到了突尼西亞地區，久違的軍事勝利徹底穩定了塞巴斯蒂安的地位，西蒙二世不止一次對他的親信表示對養子的滿意和欣慰，“但他還是太任性，這個世界上不是所有事物都是完美的，他還要再成熟一些”。遠赴非洲作戰期間，他和他妻子的哥哥馬戴奧斯·杜卡斯仍然保持著書信往來，並給自己的女兒亞歷山德拉寄過禮物，但他始終對安東尼婭和她在他離開安條克後生下的兒子亞歷山大不聞不問，馬戴奧斯也沒有在信中提到妹妹。

此時的塞巴斯蒂安正處於他前半生的巔峰時期，他年輕英俊，戰功赫赫，威望隆盛，人們儼然已經將他當成奧古斯都看待，“他會比艾德蒙還要偉大”，但對於塞巴斯蒂安來說，真正改變他人生的轉折很快便要到來：1382年，可怕的腺鼠疫在安條克爆發，他的父母、妻子和素未謀面的兒子都死在瘟疫中，只有女兒因為前往外祖家躲過此劫。有關腺鼠疫的來源一直眾說紛紜，現代歷史學家認為這是起源於中亞地區的一種病毒，因14世紀後半葉東西方開始密切的交流傳播至歐洲，而位於東西方貿易要衝的安條克自然首當其衝，親歷了瘟疫的教士曾經這樣描寫彼時安條克的情況：“我數不清我為多少人禱告，他們都死了，貴族和平民的屍體都無人送葬，船隻和貨物孤獨地停留在港口，不同信仰的人們互相指責，他們曾經可以和睦共處，但現在卻都堅信對方帶來了災禍.......這是地獄!是上帝在懲罰我們，我們都會死在今天......”

儘管西蒙二世曾經寫信反對，但塞巴斯蒂安還是回到了安條克，此時他的家人已經下葬，而瘟疫並沒有緩解的跡象，他嘗試過阻止瘟疫的傳播，譬如捕殺老鼠，隔離患病的人群並儘量減少人員流動，但收效甚微，就在所有人都已經放棄希望決定聽天由命時，他卻宣稱瘟疫傳播屢禁不止還在於被掩埋的屍體，棺材和土壤並不能阻斷他們身上的疾病，所有屍體都應該被燒燬並澆上石灰。

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上看，他的做法是合理的，而他的舉措是出自一位來自後秦的醫生的建議，他自稱曾服務於後秦太宗皇帝，在泰康二十二年，長安城曾經也爆發了類似的瘟疫，是太宗皇帝力排眾議焚燒了所有瘟疫死者的屍體後瘟疫才徹底平息（其中不乏公卿貴族，太宗皇帝做出這個決定其實承擔了很大的壓力）。

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而在羅馬，焚燒屍體面臨另一種阻礙：“聖經派”的教義中明確提出來人在死去後“須保持完整的身體以迎接覆活之日”，經過近百年的傳播，土葬已經成為羅馬境內基督徒的共識，而火葬被視為波斯人的象徵，向來為基督徒抗拒，作為安條克公爵和未來的奧古斯都，塞巴斯蒂安不應該讓自己背上一個被異教蠱惑的汙點，但他最終還是採納了這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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