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朝堂連日商議，結合水師戰力、將領履歷與南洋戰局實際，朱翊鏐最終拍板，定下討伐呂宋的主將人選——以福建水師總兵官陳嶙為主帥，提督南洋軍務，總領全軍；輔以福建水師副將鄧子龍、參將吳廣，分領前鋒、後衛兩軍，協同作戰。陳嶙久鎮福建，熟稔海疆形勢，海戰經驗豐富；鄧子龍老當益壯，驍勇善戰，威名遠播南洋；吳廣年輕有為，勇猛果敢，三人搭配，文武相濟，堪稱南洋征伐的最佳班底。

聖旨頒下，討伐呂宋、重振南洋聲威的旨意，由六百里加急快馬，飛速傳遍東南沿海各省。泉州港、福州港、廈門港，一時間帆檣雲集、旌旗獵獵，福建水師整軍備戰，戰船列陣，軍械糧草源源不斷運抵港口；南洋通商總公司排程物資、清點海圖，聯絡海商，籌備補給；沿海各衛所抽調精銳，補充水師，整個東南海疆動靜震天，人心振奮。訊息順著洋流與商路，很快傳遍南洋諸島，如驚雷般炸響在這片海域。

大明水師即將重返南洋的訊息，在諸國看來，儼然是大明要重拾昔日宗主威儀、重新君臨南洋海域的明確訊號，是天朝上國勢力強勢迴歸的前兆。

那些曾在大明強盛時俯首稱臣、納入朝貢體系，後因永樂朝後大明海禁漸嚴、官方勢力逐步撤出南洋，才趁機脫離管控、各自為政的小國，此刻皆是心中惴惴不安，朝堂之上暗流湧動，王公大臣各懷心思，無人能安坐如常。

南洋諸藩國絕非愚鈍之輩，個個都深諳時局與利害，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生存了數百年，早己練就了察言觀色、趨利避害的本事。自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耀武揚威、通商拓土後，大明朝廷便逐漸收縮海疆勢力，罷遠洋船隊，嚴海禁之令，除了民間商人私下往來貿易，官方船隊再未大規模南下，朝廷對南洋的掌控力幾乎喪失殆盡，諸國才得以在相對寬鬆的環境下各自發展，甚至有些國家暗中依附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殖民者，換取一時安穩，苟延殘喘。

如今大明官方勢力驟然強勢迴歸，動輒出動水師大軍討伐呂宋，其背後究竟打著什麼算盤，是單純復仇，還是另有圖謀，他們一時半刻根本摸不清底細，只能暗自揣測、小心觀望。

若說大明此番出兵，只是為了呂宋慘死的三萬華人報仇雪恨？但凡懂政治、明利害、在權力場與邦交博弈中摸爬滾打的人，都絕不會信這番說辭。在國與國的博弈中，人命往往最是廉價，死一百人是個冰冷的數字，死十萬人也不過是史書上的一行記載，遠不足以讓一個龐大帝國興師動眾、勞師遠征，耗費無數國力遠洋作戰。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唯有足夠誘人的利益，唯有關乎國運的核心圖謀，才值得大明朝廷下定決心，傾水師之力出兵遠洋——要麼是掌控南洋商路的鉅額貿易利潤，壟斷香料、珠寶、蘇木等稀缺特產；要麼是重新確立宗主國地位，壟斷諸國朝貢利益，將南洋重新納入朝貢體系；要麼是掠奪南洋的礦產、糧食、人力等核心資源，充實大明國力。絕不可能是單純為了撫卹死難子民，為了所謂的“仁義”而動刀兵。

不少諸國的老臣宿將，飽讀史書，深諳中原王朝的行事邏輯，私下裡皆以史為鑑，看得更為透徹。當年三寶太監鄭和率領龐大船隊七下西洋，遍歷南洋、西洋數十國，朝野坊間雖傳是為了尋訪建文帝朱允炆的蹤跡，可這不過是檯面上的說法，是給永樂大帝出兵南洋找的正當由頭罷了！明眼人都清楚，朱棣登基後，皇位來路不正，為穩固皇權、彰顯國力，十次親征漠北，遷都北京營建紫禁城，每次用兵、每項工程都耗費鉅萬，國庫空虛，何以支撐這般龐大開支？

說白了，全靠鄭和下南洋所獲的鉅額利益——船隊所到之處，要麼以大明威勢震懾諸國，逼迫其俯首稱臣，換取珍稀貢品、黃金白銀；要麼以朝貢貿易為名，壟斷香料、珠寶、蘇木、胡椒等南洋特產的貿易，低價採買、高價運回國內，賺取十倍、百倍暴利；更有甚者，扶持親明勢力、威懾反叛小國，清除貿易障礙，確保朝貢貿易的暢通，源源不斷為大明國庫輸血。若無南洋的財富支撐，朱棣的數次北征與遷都營建，根本無從談起，所謂“永樂盛世”，大半是南洋的財富堆出來的。

如今大明舊事重提，大舉出兵南洋，不過是循著當年永樂朝的舊路，藉著為呂宋華人報仇、助呂宋復國的名頭，重新奪回南洋的掌控權，榨取諸國利益，充盈國庫，支撐國內中興大業罷了。

想通這一層，南洋諸國更是心思各異，暗流洶湧：有國力弱小、自知無力抗衡，想趁早依附、獻上重金厚禮與珍稀貢品以求自保的；有國力稍強、心存僥倖，暗中勾結西洋殖民者，妄圖以夷制夷、制衡大明的；也有搖擺不定、糾結觀望，想待局勢明朗、大明水師南下後再做決斷的；還有些偏遠小國，乾脆囤積糧草、整飭軍備，加固城防，做好了應對突發變故、自保圖存的準備。

整個南洋，一時間風聲鶴唳，人心惶惶，諸國或戰或降、或親或疏，皆在靜待大明水師南下後的最終動向，一場關乎南洋格局、關乎大明與西洋殖民者勢力劃分的風暴，己然在南海之上悄然醞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