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此刻正身處於繁忙的工作之中，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對知識的追求和對生活的熱愛。在工作之餘，他充分利用閒暇時間，踏上了周邊旅遊的征程。每到一處新的地方，他都會用心去感受當地獨特的風土人情，將那些美好的瞬間深深地印刻在腦海裡。然而，即便是在盡情享受旅途樂趣的時候，五明也始終沒有忘記自己即將面臨的本科入學考試。

回到住所後的夜晚，當城市的喧囂漸漸沉寂下來，五明便會坐在書桌前，翻開那一本本厚重的教材和參考書籍，認真地複習著每一個知識點。他時而眉頭緊鎖，思考著複雜的數學公式；時而奮筆疾書，記錄下重點內容。除了常規的複習之外，五明還堅持撰寫讀書筆記，不斷總結歸納所學所得。

這天，五明像往常一樣開始書寫讀書筆記。他的筆觸落在紙張上，緩緩流淌出關於文章寫作方面的見解：“文章的聚材取事、命題煉意以及謀篇佈局等工作無疑是整個準備階段至關重要的環節，可以說是核心部分。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絕不能忽略掉另一個關鍵要素——確定欲寫文章的‘體裁’以及斟酌文章表現‘技法’的合理選用。這兩者就如同飛鳥之雙翼、車之兩輪一般，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做到全面兼顧，才能真正創作出一篇優秀的文章。”

五明曾經闡述過這樣一個觀點，即在進行文章創作之前，首先需要明確“體裁”方面的問題。這裡所說的文章的“體裁”，實際上指的是其“體式”或者說“樣子”，也就是一篇文章最終所呈現出的那種“整體狀貌”。

遙想世界上出現第一位撰寫“文章”之人時，或許在他的腦海當中壓根兒就不存在任何關於“文體”的具體概念。當他拿起筆準備創作的時候，僅僅只是想要將內心深處那些最為渴望表達的話語記錄下來，亦或是迫不及待地向他人傳遞自身的某種思想以及情感罷了。然而，就在他成功地把這些話語書寫出來之後，並且使得這些思想和情感得以清晰而又完整地傳達出去之時，那麼，原本那些簡簡單單的“話”，還有那些深藏於心底的“思想”與“感情”，便會在不知不覺間擁有了屬於它們各自的“形體”，進而獲取到了獨特的展現“形式”。正因如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講，但凡存在“文章”這種東西，那麼相應的文章必然都會具備它自身獨有的“體裁”特徵。正所謂“意完體具”，“文成法立”，自古以來便是這般道理。至於對各種不同型別文章的“體裁”予以分類，則是相對而言稍微滯後一些才發生的事情了。要進行這種“文體”劃分的工作，至少需要具備以下兩個重要條件：其一，所涉及的“文章”必須已經被撰寫得相當繁多且繁雜，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品類各異。只有當存在如此豐富多樣的作品時，才能夠形成分類的客觀基礎。如果只是寥寥數篇或者型別單一的文章，那麼就難以進行有效的分類。其二，還需人們對於這些“文章”有著切實的學習或者研究需求。假如沒有這樣的需求，不對它們進行分類將會導致諸多不便。例如，無法方便地對各類文章進行揣摩和比較，也就不利於相關領域的進一步發展與提高。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文體”劃分這種專門的“學問”方才應運而生。

據五明所述，最早對文章進行分類的人乃是曹丕。他在其所著的《典論·論文》當中明確指出：“夫文字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合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也就是說，雖然所有文章從本質上來說是相同的，但在表現形式等細節方面卻存在著差異。其中，奏議和上書之類的文體應當注重文雅莊重，書籍論述則適宜合乎道理邏輯，銘刻和誄文更傾向於追求真實可信，而詩歌和辭賦則以華麗優美為佳。由於這四類文體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和要求，所以擅長某一類文體寫作的人往往會有所偏重；唯有那些博學多才、精通多種文體的人，才能夠全面掌握並運用各種體裁來進行創作。

曹丕所說的這番話蘊含著極為深刻且富有洞見的三層含義。其一，他旗幟鮮明地指出，世間所有的“文章”本質上皆是“本同”的。也就是說，無論是何種型別、何種題材的文章，其內在所遵循的總體規律以及根本性的精神實質都是一致的、相通或者相互貫通的。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文章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僅僅侷限於細微末節之處，也就是所謂的具體“特點”方面的些許不同罷了。不得不說，曹丕此觀點極具合理性和說服力。

其二，曹丕獨具慧眼地將文章劃分為“四科”，並且精準扼要地闡述了每一類文章各自獨樹一幟的顯著特色。例如，“奏”與“議”這類文體，鑑於乃是臣子向君主進言陳事之用，故而必須具備典雅、莊重之氣質；而“書”和“論”呢，則因其主要是針對事理展開深入剖析與闡釋，因此應當著重於邏輯清晰、條理分明；再看“銘”與“誄”，因為它們承擔著記述功勳或是祭奠悼念等重要使命，所以務必做到真實無誤、準確可靠；最後談到“詩”和“賦”，由於其主要功能在於抒發情感以及描繪事物，自然而然就應該追求文辭優美華麗、注重修辭藻飾。令人驚歎不已的是，曹丕僅用簡簡單單的“雅”“理”“實”“麗”四個字，便將這“四科”（共計八種文體）的文章特點及相應要求高度凝練地概括了出來，實在是簡潔明瞭到了極致！其三在於他指出這些各不相同的“四科”文章，對於常人而言，幾乎不可能做到每一樣都熟知於心，並且能夠熟練地撰寫每一科目的文章。唯有那鳳毛麟角般存在的少數“通才”之人，方能具備這種能力，將各種體裁的文章信手拈來。如此觀點無疑是相當客觀且求真務實的。

而五則明確寫道，自曹丕之後，“文體”的劃分逐漸變得愈發精細起來。在這個領域之中，做出傑出貢獻者當數劉勰以及蕭統二人。劉勰所著的《文心雕龍》側重於理論闡述，詳細講述了多達三十五種文體；蕭統編纂的《文選》則重點聚焦於選文方面，總共分為了三十八種文體類別。他們兩人對於古代“文體學”的創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並給後世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巨大影響。

到了唐宋元等幾個朝代時期，有關文章的“編選”工作開展得可謂是轟轟烈烈、規模空前浩大，其所編撰而成的書卷數量繁多、篇幅浩瀚。儘管在此期間，“文體”的具體分類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增減變動，呈現出不盡相同的狀況，但總體上來說，大致還是依照著《文選》的體例而來，並未出現太多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重大變革。時至明代，文體的劃分愈發精細瑣碎，逐漸步入了“繁瑣”之路徑。就像吳納所編纂的《文章辨體》這部著作一樣，它彙集了明朝以前的詩文作品，並分內、外兩集。其中，僅僅是內集裡的散文部分便被劃分為多達四十九個類別；而外集中的詩賦以及駢文等，也各自有著眾多不同的分類。雖然這種以“分體”方式來選文，並對每一體裁都加以詳細“解說”的做法，在編輯方面確實具有一定的價值所在，但與此同時，其“繁瑣”的弊病已然清晰地展露無遺。在此之後，徐師曾編撰了《文體明辨》，賀復徵則輯錄了《文章辨體匯選》，他們二人皆是承襲吳納的思路並且進一步發揚了他的這個“短處”，竟然將所謂的“文體”劃分出了高達一百二三十種之多！如此繁雜多樣的文體種類，實在是讓人看得眼花繚亂，想要全部記住簡直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於是乎，“文體學”在此時真正成為了一門極其“複雜”且令人感到頭痛不已的“艱難”學問。所幸的是，一直等到了清代時期，人們方才開始對這些紛繁複雜的文體進行化簡歸併，從廣博繁多回歸簡約扼要，從而使得各種“疊床架屋”般堆砌羅列的文體能夠得到合理有效的歸類與整合，最終呈現出一種簡潔明瞭的狀態。這中間，姚鼐是一個有較大貢獻的人物，他所編的《古文辭類纂》，把所有文章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讚頌、辭賦、哀祭等十三類,已大為明晰。稍後,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又進一步把它簡化為十一類,並分屬於三大“門”(即著述門、告語門、記載門)。文體這樣一歸併、簡化,雖然仍有不少毛病,但相比而言，的確要合理,實用得多了。

五明曾這樣寫道：現代文章的文體分類，實際上是在“五四”時期白話文蓬勃發展並逐漸佔據主流地位之後才真正興起的。當時，著名學者陳望道先生在其著作《作文法講義》當中，開創性地對文章進行了詳細劃分，將它們歸為記載文、記敘文、解釋文、論辨文以及誘導文這五大類別。

五明在他的學習筆記中詳細地寫道：“就在不久之後，令人矚目的另一位文學大家——葉聖陶先生，在其精心撰寫的《作文論》一書中，憑藉著自身那獨樹一幟的深刻見解以及持之以恆的深入研究成果，再一次針對世間所有的文章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且全面系統的全新剖析與分類工作。”

葉老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觀點，他認為完全可以將這些琳琅滿目、各式各樣的文章，大致地劃分成為三種不同的型別。這三種類型各自具有鮮明的特點，它們分別是：以生動形象的描述來講述事件發展過程或人物經歷為主的敘述文；透過邏輯嚴密的論證來闡述觀點、表達立場的議論文；還有運用飽含情感的文字抒發內心感受與情緒的抒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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