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趙醒來的時候，窗簾己經透進了光。白晃晃的，刺得她睜不開眼。她翻了個身，頭像是被人用錘子敲過，一下一下地疼，疼得她齜牙咧嘴。她伸手摸了摸額頭，沒有傷口，但那種疼不是從外面來的，是從裡面來的，從腦子深處往外頂，像有什麼東西要鑽出來。她撐著床坐起來，被子滑下去，露出上半身。她低頭看了一眼，愣住了。沒有穿衣服。她記得自己睡覺是穿睡衣的，那件粉色的舊T恤，領口洗得發白了，她一首穿著它睡覺。現在那件T恤不在身上，她身上什麼都沒有。

她坐在床邊，赤著腳，腳底板踩在地板上，涼得她打了個寒噤。她努力回想昨天發生了什麼，腦子裡一片空白，像被人用橡皮擦過，擦得乾乾淨淨，什麼都沒留下。她記得上班，記得領班說她算錯了賬，記得手機震了一下，記得他說“還沒吃飯吧，我給你送吃的”。然後呢？然後她出去了，上了他的車，車裡很香，座椅很軟，他遞給她一罐飲料。她喝了兩口。兩口。然後呢？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她像一臺被人拔了電源的機器，畫面停在那裡，再也不動了。

她站起來，腿軟了一下，扶住床頭櫃。床頭櫃上放著一杯水，杯壁上凝著水珠，像是剛倒不久。她端起來，喝了一口，水是涼的，涼得她牙齒髮酸。她把杯子放下，看著那杯水，看了很久。水是誰倒的？她不記得自己倒過水。不是她倒的，那就是別人倒的。別人來過她的家，在她睡著的時候，在她不知道的時候，進了她的臥室，倒了這杯水。她蹲下去，抱著膝蓋，渾身在抖。不是冷，是怕。那種怕不是從外面來的，是從裡面來的，從骨頭縫裡往外滲，滲得她渾身發涼，涼得像掉進了冰窟窿。

她去衛生間洗澡。水很熱，燙得皮膚髮紅，她站在花灑下面，衝了很久。她低頭看著自己的身體，看著那些她熟悉的、不熟悉的地方。她的腿上有淤青，青紫色的，一大片，像是被人用力捏過。她的手腕上也有一圈紅印，像是被什麼東西綁過。她用手摸了摸那些痕跡，不疼，但很深，深到皮膚底下，深到肉裡，深到她看不見的地方。她關了水，用毛巾擦乾身體，站在鏡子前面。鏡子裡的女人很陌生，臉是腫的，眼睛是紅的，嘴唇是乾的，頭髮亂糟糟地貼在臉上。她看著那個女人，那個女人也看著她。她們不認識對方。

她回到臥室，找到手機。手機在枕頭底下，壓著，螢幕上有幾條未讀訊息。她點開，是他發來的。“到家了嗎？”“睡得好嗎？”“今天還能見面嗎？”她看著那些字，一個字一個字地看，看了很久。那些字她認識，但它們連在一起，她就看不懂了。到家了嗎？她怎麼到家的？她不記得自己走過路，不記得自己上過樓，不記得自己開過門。她是怎麼到家的？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醒來了，躺在自己的床上，身上沒有穿衣服，頭很疼，腿上有淤青，手腕上有紅印。她不知道這些是怎麼來的，不知道是誰留下的，不知道它們意味著什麼。她不敢想。

她撥了110。電話響了一聲就接了，對方問她在哪裡，她說了小區的名字，說了樓棟號，說了門牌號。她的聲音很平，平得像在說別人的地址。對方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沉默了幾秒。她說：“我被人下藥了。”電話那頭也沉默了幾秒，然後說：“您別動，我們馬上到。”她掛了電話，坐在床邊，等著。窗外的陽光照進來，落在她赤裸的腳上，暖烘烘的。她把腳縮回去，縮到被子底下。被子很軟，很暖，像一個人的懷抱。她不知道那是誰的懷抱。她只知道她冷，冷得發抖，冷得牙齒打顫，冷得把那床被子裹緊又裹緊。被子裹得再緊，也擋不住那種冷。那種冷是從裡面來的，從骨頭縫裡往外滲。她裹不住。

警車到的時候，她己經穿好了衣服。那件粉色的舊T恤，那條灰色的運動褲，那雙破了洞的襪子。她站在門口，看著那扇關著的門，等著。門鈴響了，她開啟門，門口站著兩個民警，一男一女。女民警先開口：“您是趙女士？”她點了點頭。女民警看了她一眼，又看了她一眼，沒有說什麼。她們走進去，男民警站在門口，沒有進來。女民警關上門，扶著小趙在沙發上坐下。她坐在她旁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輕輕地拍著。“沒事了，”她說，“我們來了。”小趙的眼淚終於流下來了。她哭得沒有聲音，只是張著嘴，眼淚從眼眶裡淌出來，順著臉頰往下淌，滴在衣服上，滴在手上，滴在沙發上。女民警沒有勸她不要哭，也沒有遞紙巾。她只是坐在她旁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輕輕地拍著。拍了一會兒，又一會兒。小趙哭累了，不哭了。她用袖子擦了擦臉，抬起頭，看著女民警。“我什麼都不記得了。”她的聲音很輕，輕得像是在說一件很舊的事。“我只記得上了他的車，喝了一罐飲料，然後就什麼都不記得了。”女民警問她記不記得那輛車是什麼顏色、什麼牌子、什麼型號。她想了想，說黑色的，很大的那種，座椅很軟，裡面很香。女民警問她記不記得那個人的名字。她說“石墨生花”，是網名，真名不知道。女民警把這兩個字寫在筆記本上，寫得很慢，一筆一劃。

技術員來的時候，己經是下午了。他們穿著白色的防護服，戴著口罩和手套，提著勘察箱。他們進了臥室，進了衛生間，進了廚房，進了每一個房間。他們在床上提取了毛髮和體液，在床頭櫃的杯子上提取了指紋，在地板上提取了鞋印。他們在小趙的身體上提取了DNA樣本，用棉籤，輕輕地，慢慢地。小趙躺在醫院的檢查床上，看著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盞燈，圓形的，白晃晃的，照得她睜不開眼。她閉上眼睛，又睜開。燈還在那裡，白晃晃的，像一隻眼睛，看著她。她不知道那隻眼睛看見了什麼。她只知道那隻眼睛不會說話。它看見了，但它不會說。它會一首看著，一首看著，看到她老，看到她死，看到她也變成一盞燈，掛在天花板上，看著別人。

那輛黑色的商務車是在第三天被找到的。它停在一個廢棄的工廠門口，落了一層灰，像是停了很久。技術員開啟車門，裡面很乾淨，座椅被擦過了，儀表盤被擦過了，中控臺被擦過了。但那個攝像頭還在，裝在左上角，很小，黑色的。技術員把它拆下來，裝進證物袋裡。裡面的儲存卡還在，錄滿了。技術員把儲存卡插進電腦，點開第一段影片。畫面裡，小趙坐在副駕駛上，笑著，說著什麼。她的臉很紅，眼睛很亮，像是喝了酒，又像是沒有。她笑得很開心，笑到眼淚都出來了。她不知道自己在笑什麼。她不知道有人在拍她。她不知道那些笑，會變成證據，被警察看了一遍又一遍。她不知道那些笑，會讓那個男人多坐幾年牢。她什麼都不知道。她只知道那天天氣很好，他來了，帶她去了很遠的地方，車裡的香水很好聞。她不知道，那瓶香水，也是證據。

石墨生花的真名叫陳建平，西十三歲，漓泉縣本地人，做建材生意的。他有老婆，有孩子，有房子，有車子。他什麼都不缺，他缺的是刺激。他在那個交友軟體上註冊了好幾個賬號，頭像都是靜物，名字都起得很文藝。他跟不同的女人聊天，說同樣的話，用同樣的套路。見面，吃飯，喝飲料，開房。他以為他做得天衣無縫，以為那些女人不會報警，以為那個攝像頭只會幫他記錄那些快樂的時光。他不知道，那個攝像頭也會幫他記錄那些犯罪的證據。那些證據，會被警察從儲存卡里調出來，放大，一幀一幀地看。他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個動作，都會被記錄下來，打印出來，貼在卷宗裡，送到法庭上。他以為他是獵人，以為那些女人是獵物。他錯了。他才是獵物。從他按下錄影鍵的那一刻起，他就是獵物了。他跑不掉了。

陳建平是在他的建材店裡被帶走的。那天上午他正在跟客戶談生意，客戶要買一批水泥，他正在算價格。警察進來的時候，他手裡的計算器掉在桌上，螢幕上的數字還在閃。他沒有跑，沒有喊，沒有反抗。他只是坐在那裡，手扶著計算器，看著門口那些人。他的嘴唇動了一下，想說什麼，沒有說。他站起來，伸出手，讓他們銬上。手銬扣上去的時候，鐵是涼的，涼得他打了個寒噤。他想起那些女人，那些他見過面的、喝過酒的、開過房的。他想起她們的臉，有的記得，有的不記得了。他想起那個攝像頭，那個裝在中控臺左上角的、小小的、黑色的攝像頭。他想起那些影片，那些他錄下來、存在儲存卡里、準備以後慢慢看的影片。他知道，那些影片，他再也看不到了。它們會被警察拷走，存在硬盤裡，鎖在物證室裡。它們會成為他的罪證，被檢察官念給法官聽，被法官念給他聽，被他在監獄裡一遍一遍地回想。他會記住它們，每一個畫面，每一個聲音，每一個細節。他會記住一輩子。不是因為他想記，是因為他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