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明在政法大學的講臺上站了二十年。他的課總是排在上午第二節，學生們說那是因為他起不來太早，他不解釋，只是笑。他的法語口音很重，念法條的時候像是唱歌，有人錄下來傳到校園網上，點選量很高。他上課從不點名，從不拖堂，從不照本宣科。他講智慧財產權法，講到著作權的時候會放一段法國電影，講專利法的時候會拿自己申請過的專利當案例。他的教案每年都重寫，新案例、新法條、新觀點，密密麻麻地填滿頁邊空白。他的水杯是塑膠的，用了很多年，蓋子擰不緊，漏水，他拿膠帶纏了一圈又一圈。他的辦公室在法學家教授樓的二層，門上貼著他的名字，旁邊還有一張課程表，課程表下面壓著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正在備課，請敲門”。字跡潦草，最後一筆往上挑，像一個人回過頭來再看你一眼。

他在法國待了五年，拿了一個博士學位，發了幾篇核心期刊的文章，認識了一幫做智慧財產權法的朋友。回國的時候，行李箱裡裝的全是書，還有一張他在埃菲爾鐵塔前的照片。照片裡的他穿著一件黑色大衣，圍巾被風吹起來，遮住半邊臉，只露出一雙眼睛，很亮。他喜歡講法國的事。講塞納河邊的舊書攤，講拉丁區的小咖啡館，講他導師家的書房，從地板到天花板全是書，樓梯都堆滿了。他說，你們以後有機會要去看看。他不知道，他的學生裡，後來真有人去了法國，去了他說的那家咖啡館，坐在他坐過的位子上，點了一杯他喝過的咖啡。那是很多年以後的事了。

他的婚姻像他講的法條一樣，一條一條的，清清楚楚。第一任妻子是他的大學同學，畢業後就結婚了，沒幾年就離了。第二任妻子是他在法國認識的，跟他回了國，待了兩年，又走了。第三任妻子是他的學生，年輕，漂亮，上課坐在第一排，筆記記得很認真。他離了兩次婚，學校有人議論，他不當回事。有人在飯桌上問他，你咋又離了？他端著酒杯，說緣分盡了。又有人問，那你跟學生那個，算不算？他放下酒杯，看著那個人，看了幾秒，說，那是我的私事。那天他喝了很多酒，走的時候，在飯店門口摔了一跤，膝蓋磕破了，血從褲管裡滲出來。他坐在地上，看著那道血，看了很久。他沒有哭，只是坐著，像在等什麼人扶他一把。

二〇〇六年秋天，陳曉走進了他的課堂。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的學生，選修了他的智慧財產權法。她坐在最後一排，戴著耳機，低著頭。他不認識她，幾百個人的大課，他不可能認識每一個人。但她來找他了。課後，在辦公室門口，她等在那裡，手裡拿著一本書，是他的專著，翻到某一頁，折了一個角。她說，王老師，我有個問題想請教您。他讓她進來，她坐在對面，把書翻開，指著其中一段話。他說，這段話寫得不夠清楚，確實。他重新解釋了一遍，舉了一個例子，是她沒聽過的。她聽得很認真，眼睛很亮，像兩顆黑葡萄。後來她就經常來了。每週二下午，帶著問題，帶著書，帶著一種他熟悉的東西。他是過來人，他看得出來。他應該拒絕。他比她大二十歲，他是老師，她是學生。他有妻子，妻子懷著孕。他知道。他什麼都知道。

二〇〇七年的春天，校園裡的玉蘭花開了。陳曉從行政樓出來，手裡拿著一封調檔函，要去另一個城市實習。她站在玉蘭樹下，給他發了一條簡訊，說“我要走了”。他回了一句“路上小心”。她等了很久，沒有等到別的字。她不知道，他站在辦公室的窗前，看著那棵樹，看了很久。玉蘭花己經落了，地上白花花的一片，踩上去軟綿綿的。他想起法國，想起塞納河邊的舊書攤，想起拉丁區的小咖啡館，想起他導師家的書房。那些東西都很遠，遠得像另一個世界。他不年輕了。頭髮白了，膝蓋也不好，陰天就疼。他應該安分守己，備課，上課，改論文，回家吃飯。他沒有回家吃飯。他跟她說了一些話，做了一些事，承諾了一些東西。那些承諾，他一個都沒兌現。

陳曉後來跟司法機關說，她跟王春明的關係是自願的。不是被“潛規則”，不是被強迫。她崇拜他，喜歡他，願意跟他在一起。她不知道他己經結婚了，不知道他妻子正懷著孕。後來知道了，就分了。很簡單的故事。簡單得像一道數學題，一加一等於二。但人不是數字，感情不是算式。一加一可以等於三，可以等於零，可以等於什麼都算不出來的東西。

李成勵不這麼想。他覺得那是王春明的錯。一個老師，利用職務之便，勾引女學生，破壞別人的感情。他覺得那是犯罪，應該受懲罰。他不認識王春明，沒見過他，沒跟他說過一句話，沒上過他一節課。但他知道王春明，知道他的長相，他的車，他的辦公地點。他打聽過，在校園網上搜過，在辦公樓門口等過。他看見王春明從車裡出來，拎著公文包，低著頭，走得很快。他看見他跟門衛打招呼，笑了一下，很淺，像水面的波紋。他看見他進了辦公樓，消失在走廊盡頭。他站在那裡，手插在口袋裡，口袋裡什麼都沒有。他想，就是這個人。他什麼都不知道。他不知道王春明每天早上七點出門，晚上十一點回家，一天有十幾個小時在學校。他不知道王春明的膝蓋不好，陰天就疼，走路一瘸一拐的。他不知道王春明的水杯蓋子漏水，拿膠帶纏了一圈又一圈，捨不得換。他不知道王春明的教案每年都重寫，新案例、新法條、新觀點，密密麻麻地填滿頁邊空白。他不知道那些東西。他只知道恨。

王春明在自己的課堂上，講過很多案例。有著作權侵權的，有專利糾紛的，有商標搶注的。他講得很細，從法條講到案情，從案情講到判決，從判決講到法理。他有時候會發散，講到別的地方去。有一次講到激情殺人，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有個男人發現自己妻子出軌，一氣之下把第三者殺了。他問學生，這算什麼罪？學生說故意殺人。他說不對，這是激情殺人，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他頓了頓，又說，當然，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真要碰到這種事，誰還管判幾年。他笑了一下，很輕，像嘆氣。他不知道，幾年以後，有一個人，為了他，會犯下同樣的罪。那個人不是他妻子的情人，是他前女友的曾經的戀人。那個人沒見過他，沒跟他說過話，沒上過他一節課。那個人只是聽別人說起他，就恨上了他。恨到要殺他，恨到買了一把菜刀，揣在書包裡，從宿舍走到端升樓，從後門走進去，走到講臺前面，舉起來，砍下去。他倒在自己的講臺上，血濺在黑板上，濺在教案上，濺在他寫了二十年的粉筆字上。他什麼都不知道。他只知道，那節課要講的是故意殺人罪。

他的同事說，他是個特立獨行的人。有才華，也有毛病。聰明，也糊塗。對學生好，也好過了頭。他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得罪了一些不該得罪的人。他不後悔。他這一輩子，做過很多事，對的錯的，該的不該的。他都不後悔。他後悔的，只有一件事。那天晚上，他應該早點回家。妻子懷孕了，一個人在家，他不放心。他應該推掉那節課，或者調個時間，或者讓別人去上。但他沒有。他去了學校，上了課，站在講臺上，翻了教案，拿起粉筆，寫下了那行字。“故意殺人罪。”他不知道，那是他寫的最後一個標題。

政法大學後來把那間教室的講臺換了新的，黑板也重新刷了漆。牆上那道血跡，怎麼擦都擦不掉，最後颳了膩子，蓋住了。學生們還是來上課，坐滿了教室，有人低頭玩手機，有人趴著睡覺，有人認真聽講。沒有人再提起那個名字。只有門口的課程表上，還留著那張小紙條，字跡潦草，最後一筆往上挑。紙條己經發黃了，邊角捲起來，沒有人撕，也沒有人換。它貼在那裡，像一塊舊傷疤，不疼了，但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