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一條鞭法的實行有很大的進步性，但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和制度設定上的不完善，使其難免存在一定的侷限性。如一條鞭法名義上將賦役合併，攤入田畝，徵稅專案有所減少，但由於它不是一種減稅政策，因此從制度上並沒有保證封建國家不繼續加重人民的負擔。事實上，賦役合併後，雜役仍有徵調，名為一條鞭，實際上條外有條，鞭外有鞭，農民的負擔又逐漸加重。其次，由於南北各地的自然條件差異較大，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一條鞭法的推行在有些地區並不完全適應，南方的商業發展程度及貨幣經濟的發展水平比北方略高，因此，其所規定的以銀代役，較有利於南方，而北方仍以力役為便。再加上有些地方官員不負責任，攤派賦役不均，都間接影響了一條鞭法稅制改革的實施成效。就其實行的效果而言，它根本沒有解決社會矛盾，並沒有達到籌劃者預期的目的。

對比明代張居正和宋代王安石的賦稅改革思想，有以下兩點不同：第一張居正將賦稅改革與政治相結合，側重於政治風氣的整治。而王安石注重的是財權機構的改組和集中，對於地方基層的執法人員，並沒有運用必要的行政手段進行約束，僅賴上層官員的督促，致使變法不徹底。第二、張居正的賦役改革，主要是從社會經濟發展和政府財力不足的根本癥結方面確定改革的步驟和重點，注重革除現行賦役中的種種弊端，實施中採取了較穩重的漸進辦法。而王安石則以增加新稅開闢利源為重心，側重於透過此方法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對於原有賦稅體制的不合理部分以及新創的稅種對於整個社會經濟的影響卻有所忽視，再加上又急於求成，使得變法遇到了許多的阻力，最終導致失敗。

“攤丁入地”法是繼明“一條鞭法”後又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稅制改革，不僅深刻汲取了歷代封建王朝稅制中的積弊教訓，更在此基礎上實現了突破與創新，為稅制發展開啟了嶄新的篇章。

清初的賦稅制度，除免去明末的“三銅”和雜派外，仍沿用了明朝的一條鞭法。田賦分夏、秋兩季徵收，丁銀有的按地徵收，有的按丁徵收，而以按丁徵收為主。為了保證賦役徵派的實際效果，順治、康熙兩帝還命清理賦役薄籍，核實地畝、人丁、稅額及荒亡、開墾之數為了防止地方官吏私徵濫派，催徵辦法也不斷改變，如發給稅戶三、西聯的“串票”等等。同時，還清丈田地，編審人丁，使錢糧徵額比較符合實際數額，拋荒之地不追田賦。這樣，農民相對減輕了一些賦役負擔，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但以上措施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賦役制度的混亂及負擔不均的問題，由於官紳地主的隱匿和流民的增多，地畝、人丁數字總是難以查清。特別是隨著土地兼併的日益劇烈和人口的不斷增加，丁稅更成為下層貧民的沉重負擔，從而不斷引起逃亡和反抗。地方官吏怕朝廷嚴加催逼而往往多留少報，致使清政府感到丁額不足，丁銀徵收尤為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審時度勢，為了穩定稅收額數，確知人丁數量，防止農民流亡，便對傳統的按丁徵稅的辦法進行了重大改革，廢除一條鞭法，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制度。

所謂“攤丁入地”，主要是將丁銀固定，然後全部納入地畝一起徵收。攤丁入地的實行，是分兩步進行的。第一步，在年康熙五十一年，清廷宣佈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國丁稅為準，以後額外增丁，不再多徵，叫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使以後每年徵收的丁稅額有了一個固定的數字。第二步，是實行攤丁入畝，也稱地丁合一，或丁隨地起，即不再以人為對象徵收稅銀，而是把固定下來的丁稅額攤到地畝上。具體辦法是把各省丁稅原額分攤在各州、縣的土地上，每地稅一兩分攤若干丁銀，稱為“地丁制”。同時，將地丁之外的匠班銀、市丁銀等其他賦役也合併在田賦中徵收。各地攤丁入地的方式不盡相同，有的省份採取全省統籌均攤的方式，有的採取各州縣分別均攤的辦法。在康熙末年率先行之於廣東、西川等省，效果良好。到雍正元年年，宣佈將此制推行全國。首到年乾隆西十二年貴州省最後完成為止，前後經歷了半個世紀，終於完成了中國賦役史上的又一次大的改革。

“攤丁入地”在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制度史上是一項重要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首先，它順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完成了歷史上賦與役的合併人頭稅歸併於財產稅及納稅方式實物稅一貨幣稅的徹底轉變，促進了地賦和丁役完全徹底的合而為一，這是稅制改革的一大進步。從原則上講，無地的農民和工商業者不再負擔丁銀，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產積極性，緩和了階級矛盾，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其次，它使得勞動人民同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進一步減弱，無地的不再納丁銀，納地丁銀的人也不再服搖役，生產力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放。再加上又取消了戶丁的編審，對勞動人民的人身束縛相對削弱，僱傭關係有所發展，這是生產關係的一個重大變化，有利於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第三，攤丁入地後的賦役負擔比之前均平合理。它以田畝為標準繳納稅銀，稅收負擔和納稅能力相掛鉤，田多者稅負重，田少者稅負輕，改變了長期以來因丁地分徵而出現的賦役不均狀況，使少地和無地農民可以少負擔或不負擔地丁稅，並把原歸農民負擔的部分稅負轉攤到地多人少的地主身上，較以前更均平。

“攤丁入地”法的實施還穩定了稅源，穩定了人口流徙並刺激了人口增長。“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使得人口不再逃匿賦稅的減少，保護了現有勞動力，刺激了人口發展，清朝的人口很快突破了一億大關。此法同時也簡化了徵收手續，穩定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所以，以上事實讓陸弈深刻了解到：土地制度的公平、政治的清明、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以及中央權威的有效維繫，對於一個龐大帝國的長治久安是何等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