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同志深吸一口氣，道：“透過一些特殊渠道和長期的零星資訊追蹤，我們大致勾勒出了他‘消失’後的軌跡。他沒有返回原籍，而是利用某種我們尚未完全查清的方式（可能涉及偽造身份或利用當時的管理漏洞），先到了南方沿海，然後於1983年左右，輾轉到了香港。在香港短暫停留後，於1984年，以‘技術移民’身份，前往美國。”

美國！林知墨瞳孔微縮。果然，外部世界，尤其是科技最發達的美國，對於一個內心充滿技術嚮往和現實失意的中國年輕工程師來說，吸引力是致命的。

“抵達美國後，”趙同志的聲音平淡無波，彷彿在敘述一件與己無關的事情，“他改名換姓，重新開始。利用其紮實的工科背景和語言能力，他先是在社群大學進修，隨後進入一所州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專業是機械工程與流體力學。畢業後，他進入一家民用航空技術諮詢公司工作，從事基礎性的設計和模擬分析工作，職位不高不低，生活低調平靜。他從未與國內家人聯絡，也未曾發現他與任何情報機構或可疑組織有接觸。在美方檔案中，他就是一個普通的華裔技術移民，履歷乾淨，社交簡單。”

“那些圖紙呢？”林知墨最關心這個問題。

趙同志搖了搖頭：“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那些失竊的圖紙曾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地方出現。被交易。被研究或應用於任何專案。它們就像從未存在過一樣。梁思遠在美國的工作，屬於民用航空領域，與‘箭鏃-III’這類軍用發動機的核心技術並無直接關聯。他發表的極少數學術文章，也都是在公開的。基礎性的理論層面，未涉及任何敏感內容。”

林知墨陷入了沉思。圖紙沒有出現......這有兩種可能。第一，圖紙在偷渡或輾轉過程中遺失。損毀了。第二，也是最符合他側寫動機的一種可能——梁思遠帶走圖紙，根本不是為了“使用”或“交易”，而只是為了“擁有”。那些圖紙對他而言，是一種象徵，一種他從那個壓抑環境裡帶走的。最重要的“知識瑰寶”，是他與過去決裂的見證，也是他對自己技術能力的一種虛幻證明。他可能將它們深藏，偶爾獨自翻閱，滿足一種扭曲的佔有感和成就感，但從未打算讓其真正進入流通或應用領域。圖紙的功能，在他那裡，從“國家機密”異化成了“個人心理紀念品”。

“所以，從法律和實際危害角度看，”方明斟酌著語句，“即使梁思遠就是作案者，由於時過境遷。證據湮滅。他本人已脫離我國司法管轄，且圖紙未發現擴散使用，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很可能無法，也無必要再進行跨國追訴了。”趙同志接過了話頭，語氣帶著一種複雜的釋然，“追訴難度極大，政治外交成本高昂，而實際收益（追回圖紙或懲罰本人）可能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確認了洩密源頭和性質——這是一起由個人極端心理驅動。帶有時代悲劇色彩的內部洩密事件，而非有組織。有預謀的間諜破壞活動。這個結論本身，對於評估歷史風險。調整相關保密策略和心理防範機制，具有重要價值。”

他看向林知墨，目光變得鄭重：“林知墨同志，你的歷史心理側寫，幫助我們重新定位了這起懸案的性質。你勾勒出的‘理想主義者叛逃’畫像，與梁思遠的人生軌跡驚人地吻合。雖然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獲得法庭認可的確鑿證據，但在情報分析和歷史評估層面，你的工作，讓我們得以給這樁困擾了十五年的舊案，畫上了一個邏輯上最合理。也最令人唏噓的句號。”

林知墨默然。他感到一種沉重，而非破案的喜悅。他側寫出了一個悲哀的故事：一個或許有才華的青年，在時代的夾縫和內心的困頓中，選擇了一條最錯誤。最危險的路，盜走國家機密作為自己畸形的精神慰藉和逃離的“旅費”，最終在異國他鄉隱姓埋名，帶著可能永不見天日的秘密和一生的負罪感（如果他有的話）孤獨生活。國家失去了圖紙，而他，似乎也並未真正得到他渴望的認可與解脫。

“梁思遠......他現在？”林知墨忍不住問。

“根據最新資訊，”趙同志的語氣依舊平淡，“他仍在原公司工作，獨身，深居簡出，與華人社群交往很少。健康狀況一般。看起來，就是一個普通的。有些孤僻的老年技術職員。他的人生，似乎永遠定格在了1980年那個夜晚之後。”

會客室裡再次陷入沉默。夕陽的餘暉透過百葉窗，在地上投下最後一道暖光，隨即迅速黯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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