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的焦土之上，游擊戰的烽火在“南風”組織的持續吹拂下，非但沒有熄滅的跡象，反而如同雨季的藤蔓，頑強地向著英印當局統治的縱深蔓延。坐鎮加爾各答的印度總督威林登勳爵，那張慣於在沙龍中展示帝國優雅、在辦公室簽發冷酷命令的面孔，已被日益堆積的壞訊息和來自倫敦的嚴厲質詢熬得失去了血色。軍費開支如同無底洞，傷亡名單不斷加長，議會里反對黨的咆哮幾乎要掀翻威斯敏斯特的屋頂，而仰光發來的戰報，除了“叛軍活動範圍擴大”、“刁民難以管制”的噩耗，便是那支該死的“緬甸支隊”如何將游擊戰與“分田分地”結合，如同瘟疫般在貧瘠山民間擴散的報告。

焦躁、憤怒，最終在威林登勳爵胸中釀成了陰毒的汁液。在一次只有最高軍事顧問和情報頭子參加的絕密會議上，他揮舞著雪茄，如同揮動權杖：“紳士們，我們在緬甸的叢林裡，正在被一群拿著日本破爛的耗子啃噬！而放耗子出籠的人，就躲在滇桂的群山後面偷笑！”他口中的“放耗子者”，自然是李幼鄰及其“南方軍委”。

“我們不能直接對那個軍閥宣戰，那會引發不可控的衝突，而且華盛頓和巴黎的態度令人惱火地曖昧。”總督的聲音低沉而冰冷，“但我們可以給他找點事做，很多事，多到讓他手忙腳亂，再也無暇顧及緬甸的耗子窩。”

一個典型的帝國式“禍水東引”毒計，在濃重的雪茄煙霧中逐漸成形。既然緬甸的戰場陷入泥潭，那就開闢新的戰線，將戰火引向敵人的後院，迫使其分兵，甚至引發其內部火併。

計劃的核心，是雙管齊下，製造雙重危機，第一把火，燒向滇西。 從印度東北部相對平靜的阿薩姆等地，秘密抽調五個營的印度步兵（以善戰的錫克、廓爾喀營為骨幹，配屬山地炮兵和工兵），組成“滇緬邊境特遣隊”。名義是“追剿越境流竄的緬甸叛匪，防止動亂禍及友邦”，實則陳兵於撣邦北部、克欽邦的緬滇未定界地區，抵近邊境線頻繁舉行武裝“巡邊”和“演習”，製造摩擦，對邊境哨所和村鎮進行赤裸裸的武力威懾。同時，透過秘密渠道，向那些在南方軍委控制下心懷不滿、或與歷史上有舊的滇西土司、頭人輸送武器金錢，煽動叛亂，製造邊境地區的持續緊張與混亂。其目標，是直接威脅已成為“南方軍委”穩固後方的雲南省，迫使李德鄰、白建生不得不從兩廣、兩湖前線分兵回防滇西，消耗其寶貴的兵力和資源，並干擾至關重要的滇越鐵路國際補給線。

第二把火，更毒，直戳川省。 利用英國多年來在西藏經營的龐大影響力，特別是駐拉薩的“使團”和江孜、亞東的商站，對吐蕃噶廈政府施加巨大壓力，並進行利誘。此時，四川省內，劉湘與劉文輝叔侄為爭奪巴蜀霸權，正動員數十萬大軍在川中、川南血戰，四川盆地精華地帶戰火紛飛，駐防川邊（西康）地區的兵力被抽調一空，防務極度空虛。英國駐拉薩代表向噶廈高層，特別是以擦絨為首的少壯派軍官集團，描繪了一幅“千載難逢”的圖景：趁川省內亂，一舉出兵“收復”歷史上與吐蕃有糾紛的川邊廣大地區，甚至可東窺川省腹地。英國承諾提供包括李-恩菲爾德步槍、機槍、火炮在內的軍火援助，派遣軍事顧問，並給予外交上的“全力支援”。在軟硬兼施和“恢復佛國榮光”的蠱惑下，噶廈內部經過激烈爭論，最終在主戰派佔據上風、並獲得某些宗教領袖默許後，決定集結吐軍主力，兵分兩路：北路由昌都方向，進攻防守薄弱的川邊特區；南路由鹽井、門工等地，試探性進入滇西北，與英軍在滇緬邊境的威懾行動形成夾擊雲南之勢。

英國人的算盤打得極其陰險：吐軍東犯，首當其衝的是四川軍閥劉湘。無論劉湘是抽調兵力回防邊陲，導致與劉文輝的戰事不利，還是川邊戰事擴大，都將嚴重消耗四川的元氣，並可能引發川、滇、吐邊境的長期動盪，徹底攪亂“南方軍委”視為戰略後方的西南局勢。而“南方軍委”將陷入兩難：若出兵助劉湘抗藏，則難免陷入民族、宗教糾紛的泥潭，消耗巨大，且可能被南京方面指責為“干涉川政”、“擴張勢力”；若坐視不管，則川邊不保，吐蕃在英國扶持下坐大，滇西北直接受到威脅，西南大局將崩。無論如何，李幼鄰和李德鄰都不得不從其他方向（包括緬甸）分散出巨大的精力和資源，來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邊境危機。屆時，英軍便可趁機在緬甸集結重兵，對已顯疲態的獨立軍和支隊發動“決定性”的清剿。

帝國的意志，化作了加密的電波和秘密調動的軍隊。四月下旬，印度阿薩姆的鐵路線上，運載著錫克步兵和廓爾喀步槍兵的悶罐車在夜幕掩護下隆隆南行。在滇緬邊境的崇山峻嶺中，英印軍的哨所悄然增兵，測繪軍官的身影出現在以往人跡罕至的山脊。而在雪域高原，拉薩城外，馱載著英制步槍、機槍零件和黃色炸藥箱的犛牛隊，在身著改版英式軍服、臉色黝黑的吐軍軍官催促下，蹣跚東去。加爾各答、倫敦、拉薩、仰光之間的密電往來驟然頻繁。

幾乎在同一時間，幾封帶著不祥氣息的密電，穿越山河阻隔，被送到了不同的權力中心。

第一封，送到了南寧，南方軍委會作戰室。 發報人是滇西前線指揮部。電文急促：“我滇西邊境哨所急報，英印軍至少四至五個營兵力，自緬北克欽、撣邦方向，大規模向我邊境抵近，頻繁越界巡邏，炮擊我境內可疑目標，並煽動少數邊民滋事。其意圖絕非尋常摩擦，顯繫有計劃之軍事挑釁！滇西駐軍已進入最高戒備，然敵眾我寡，且裝備佔優，懇請軍委會速定方略！”

第二封，送到了奉天，李幼鄰的案頭。 來源是“南風”組織透過其在吐邊及印度經營的絕密渠道獲取，並經香港“對外聯絡協調處”反覆核實後轉呈。電文內容驚心：“絕密。加爾各答總督府已密令，抽調印軍精銳北調滇緬邊，意圖以武力施壓滇省，牽制我軍。另，英駐拉薩代表已與噶廈達成密約，以軍火援助為餌，誘使吐軍趁川省內訌，分兵進犯川邊，並伺機擾滇西北。其戰略為禍水東引，亂我西南，解緬甸之困。吐軍已開始動員，首批英械已交付。”

第三封，送到了成都，劉湘那間被前線戰報和地圖淹沒的臨時指揮部。 這封電報來自南京軍統局，是戴笠的人截獲破譯的吐蕃與英人往來密電的片段，由蔣總司令“親自關照”轉來。電文語焉不詳，卻字字驚心：“確息，拉薩異動，受外人唆使，有東犯之意。川邊空虛，甫澄兄宜早做綢繆，勿使藩籬盡毀，禍及腹心。” 看似提醒，實則是將一顆燙手山芋狠狠砸在劉湘面前，語氣中甚至帶著一絲難以掩飾的、等著看好戲的惡意。

第四封，在仰光總督府與緬甸前線英軍指揮部之間傳遞，冷酷而直接： “華夏西南即將陷入混亂，各部應抓住時機，對緬甸叛匪控制區發動最猛烈的清剿作戰！物資和空中支援將優先保障緬甸方向，務必在華夏人反應過來之前，給予叛軍毀滅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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