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我寫了一首詩。”伊萬閉著眼睛說，聲音已經小得像耳語，“一首叫《宗教大法官》的詩。他說我讓一個老主教面對復活的基督，然後拒絕了他。他說那首詩很好——是他最欣賞我的作品。但他糾正了我的一點。他說：你的老主教是對的，但不是因為自由比麵包更重要。而是因為那個復活的基督——他根本就沒復活。人們看見的是別的東西。人們看見的是——”

他的聲音忽然斷了。他睜開眼睛，那雙深棕色的瞳孔在極光的餘暉中呈現出一種不自然的擴張狀態，虹膜的邊緣幾乎完全被瞳仁吞沒。他盯著森林邊緣的方向，盯著那棵有抓痕的老松樹的方向，嘴唇無聲地蠕動了片刻，然後說了一句話。那句話說得極輕極快，在寒風中幾乎聽不清，但阿遼沙聽到了。我看到阿遼沙的臉在那一瞬間變得煞白。

“他說——”伊萬喃喃地重複道，“‘我是你創造出來的。你把你不敢承認的念頭都給了我。所以你的不相信也是假的。’”

我們在午夜過後半小時回到了營地。營地中的篝火已經全部熄滅，只剩下幾堆冒著白煙的灰燼。流放犯人們重新被趕回了工棚，哨兵們在柵欄邊來回巡邏，但他們的步伐不再有力，而是機械的、畏縮的，像一群在黑暗中不敢停步也不敢走遠的孩子。極光的最後一縷光芒正在天邊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層低垂的、鉛灰色的雲層。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沉重的寂靜。連平時總是能聽到的鐵鐐拖過凍土的聲音也消失了。

我們將伊萬安置在帳篷中。我將行軍床上的毯子全部蓋在他身上，又從出診箱中取出了一支小劑量的嗎啡和一小瓶溴化物溶液。他的脈搏仍然快得嚇人，但體溫已經開始從高燒的峰值緩慢下降。當針頭刺入他的靜脈時，他忽然睜開眼睛，看著我。那雙眼睛中那種狂亂的、燃燒般的光芒終於開始暗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深沉的東西，一種我曾在戰場上見過很多次的神情：一個人剛剛經歷了某種極致的折磨，肉體尚未恢復，但意識已經飄到了一個不可觸及的遠方。

“華生醫生，”他說，聲音極其虛弱，但第一次恢復了某種正常的、屬於伊萬·費奧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本人的語調，“您信上帝嗎？”

這個問題問得如此突然，如此直白，以至於我握著針管的手停頓了一下。我在軍醫院見過許多人在瀕死時刻談論宗教——有人懺悔，有人詛咒，有人茫然地重複童年記憶中那些早已遺忘的禱文。但伊萬的眼睛中沒有任何瀕死者的狂亂。他是在認真地問。就像他認真地問過福爾摩斯是否相信存在理性無法解釋的事物一樣。

“我很少思考這個問題。”我如實回答，“但我在戰場上見過一些事情，讓我無法完全否認某種更高力量的存在。”

伊萬輕輕笑了一下。那是一種疲憊的、釋然的微笑。

“我思考了這個問題一輩子。每一天。每一個小時。我用我的全部智力去論證它——論證上帝不存在，論證沒有末日審判，論證善與惡都是人類自己發明的詞彙。我以為我把這座房子的每一塊磚都抽掉了。”他閉上眼睛，聲音越來越輕，“今天晚上我才發現——我抽掉的不是上帝存在的證據。我抽掉的是一座堤壩。而洪水一直在堤壩後面等著。”

嗎啡開始起效。他的呼吸逐漸變得緩慢而均勻，緊繃的面部肌肉一點點鬆弛下來，最終沉入了一種介於昏迷和睡眠之間的狀態。我將毛毯拉到他下巴處，又添了一塊煤到行軍床旁的鐵爐裡。

帳篷外，福爾摩斯和阿遼沙並肩站在灰燼旁邊。阿遼沙正在低聲祈禱——不是那種公式化的、在教堂中按部就班念出的禱文，而是一種更私人的、更迫切的祈禱，聲音極低，幾乎被風聲吞沒。福爾摩斯沒有打斷他。他只是站在那裡，手杖插在雪地中，雙手交疊放在杖柄上，目光望向西北方向——望向那道低矮山脊的方向，望向洞穴的方向。極光已經完全熄滅了，天空中只剩下大片鉛灰色的雲層和偶爾從雲縫中漏出的幾顆寒星。

“他在發燒之前說的話，”福爾摩斯終於開口了，沒有轉頭，“關於天狼星的那個故事。那不是他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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