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院隔壁新闢出的那片院子，被一道低矮的土牆象徵性地隔開，門口掛了個樸素的木牌，用正楷寫著“北滄州育幼堂”。字是宋濂題的，比“慈濟院”的匾額更顯溫厚。院牆根下，幾株去年移來的瘦弱柳枝，今春竟也抽出了稀稀拉拉的嫩芽，在料峭的春風裡微微擺動。

院子裡比慈濟院要吵鬧得多。十幾個從四五歲到十來歲不等的孩童，像一群剛剛離巢、對世界充滿不安與好奇的雛鳥，擠在這個尚顯空曠簡陋的院子裡。他們大多面黃肌瘦，衣衫襤褸，眼神里殘留著被遺棄、流浪或失去親人的驚惶與麻木，也摻雜著來到這“有飯吃、有屋住”的新環境後的茫然與試探。

春丫頭——就是去年臘月裡出現在慈濟院門口的那個不說話的女娃——如今算是育幼堂的“元老”了。經過一個冬天的休養，她臉上有了點肉，不再是皮包骨頭的駭人模樣，手腳上的凍瘡也好了大半，留下些淺淡的疤痕。但她依舊不說話，只是那雙原本死寂的眼睛裡，偶爾會閃過一絲極細微的波動，尤其是在看到林越、或者照顧她的趙嬸子（如今也兼顧育幼堂幼兒的照料）時。她總是安靜地待在角落，抱著那個已經洗淨、卻依舊不肯離身的破包袱，觀察著其他孩子的嬉鬧或爭吵。

育幼堂的管事，是林越和宋濂再三斟酌後選定的一位姓周的老秀才。周秀才科舉無望，卻是個真正的讀書人，家境清貧，為人端方慈和，尤其喜愛孩童，曾在家鄉開過蒙館。他帶著自己的老妻一同住進育幼堂側屋，既管理日常，也負責給稍大的孩子啟蒙識字。另外，又聘了兩位丈夫早逝、自己拉扯過孩子、性情耐心的中年婦人，協助照料幼童飲食起居。

最初的日子，混亂而艱辛。這些孩子來自不同的破碎家庭或街頭，有的野性難馴，動輒打架搶食；有的膽小如鼠，夜裡常被噩夢驚醒哭泣；有的身上帶著疥瘡蝨子，需要一一清理治療；更麻煩的是建立規矩——飯前洗手、按時作息、衣物整潔、不偷不搶、尊敬師長……每一條都需要周秀才和兩位婦人，以及時常過來幫忙的趙嬸子、錢婆子，付出巨大的耐心，反覆教導，有時甚至不得不施以小小的懲戒。

林越幾乎每日都會過來看看。他並不直接插手具體管教，更多的是觀察、與周秀才交流、解決實際困難。他帶來簡易的木頭積木、粗糙的皮球，供孩子們遊戲；請惠民藥局的醫師定期來檢查身體、防治疾病；還讓人在院子裡用木架和舊帆布搭了個簡易的“晴雨棚”，讓孩子們有個活動空間。

糧食衣物，主要靠州衙的定額撥付和持續不斷的民間捐輸。慈濟院的良好口碑，讓育幼堂也沾了光，雖然捐給“孩子”的錢物不如捐給“老人”的那麼穩定豐厚，但總歸能勉強維持。賬目依舊每月張貼，筆筆清楚。

然而，林越和周秀才都清楚，僅僅讓孩子們吃飽穿暖、識幾個字、懂些規矩，是遠遠不夠的。育幼堂不能成為一輩子的避風港。這些孩子終將長大，離開這裡。到那時，他們拿什麼去面對世間的冷眼與艱辛？如何才能真正“自食其力”，而不是重複他們父輩可能的老路，或再次墜入社會底層？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林越對周秀才道，“我們得教他們實實在在、能養活自己的本事。哪怕是最粗淺的手藝。”

周秀才深以為然：“林先生所言極是。老朽教他們識字明理，是立身之基。然若無一技之長，空有道理，難以餬口。只是……教何種技藝？何人來教？堂中經費有限，聘請專門的匠師，恐難負擔。”

這確實是難題。教授系統的工匠技藝，需要專門的師傅、工具、材料，成本不菲。而且，孩子們年齡、性情、天賦差異很大，很難統一教授。

林越思索良久，提出了一個“內外結合、分步引導”的法子。

“內部挖潛。”林越說，“周先生，您看堂中這些孩子，年歲稍長的，可否在完成識字和堂內雜務之餘，開始接觸一些最基本的勞作技能？比如，男童可以跟著請來的雜役或工匠（修繕房屋時），學些搬運、和泥、遞送工具，甚至簡單的木工刨削；女童可以跟趙嬸子她們學些紡線、縫補、漿洗、廚下幫工。這不求精通，但求熟悉流程，養成勞作習慣，知道一粥一飯、一針一線來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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